【我行遲遲】遙遠的敦煌

文/葉含氤 |2024.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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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葉含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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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葉含氤

那日下午四點半,我飛越三千多公里,終於抵達了常書鴻與樊錦詩奉獻一生的敦煌,抵達了這座匯流了人類四大古文明的沙漠明珠。



以前知道的敦煌,是大學時文學史中簡短的介紹,知道有這麼一個地方,因為壁畫與藏經洞資料的發現與研究,解密了一千多年前中國繪畫、服飾、文學,以及佛教東傳、文化交流等諸多領域,甚至還彌補了正史對民間藝術記載的缺漏。

但所知也僅僅如此罷了。直到去年秋天讀了兩本書,一本是常書鴻的自傳《敦煌.敦煌》,另一本是樊錦詩的自述《我心歸處是敦煌》,乍時對敦煌壁畫無比憧憬,想親眼見識這座被這兩位敦煌研究者書寫的城市,以及這座城市是如何讓這兩位敦煌守護者一輩子無怨無悔地堅守在這裡。

「無怨無悔」這說法,是一點也不誇張。常書鴻在一九四○年代,接受國民政府委託,到敦煌成立研究所。當時西北環境惡劣,很少人願意去,但他因為在法國發現了伯希和的《敦煌圖錄》,他認為敦煌藝術不論是視覺效果,或是大膽的配色,甚至是繪畫技法,都遠優於西方藝術,於是他決定從法國返回中國。這一個回望的姿態,也讓原本學西方繪畫的常書鴻,將重心轉向自己的民族文化。而常書鴻也在他早期的敦煌歲月,失去他的前妻——陳芝秀。陳芝秀因為受不了敦煌的荒涼、苦寒、單調、寂寞,以「去蘭州治病」的理由,拋下丈夫與兩個孩子,一去不返。

而常書鴻的後輩樊錦詩,則是與丈夫彭金章數十年分隔兩地,一人在敦煌,一人在武漢。樊錦詩不僅一次地申請調職,想到武漢與丈夫孩子一起,但數次都被挽留。最終人在武漢的彭金章認為:「樊錦詩是離不開敦煌的。」五十多歲的他,毅然地改變了長年的研究方向,申調到敦煌與樊錦詩團圓。

因為這些前輩的故事,讓我對敦煌產生了一股有別於教科書的冰冷情感。在他們割捨個人情愛之時,他們內心經歷了什麼樣的拉扯與煎熬?又是什麼支撐著他們在西北大漠中度過這些孤寂的日日夜夜?而敦煌莫高窟,究竟有什麼魔力?

或許是因為這種種的好奇,我想去敦煌。在「想去」的時候,我並沒有意識到敦煌有多遠。排定了一個假期,隨即上網找機票,當時我單純地認為,只要能出發,其餘的都是枝微末節。

買機票時才知道敦煌很遠,得要三個航段才到得了。台北到廈門,廈門到蘭州,蘭州到敦煌。機票底定之後,開始找莫高窟壁畫的書來看,同時也將網路上所有關於河西走廊的紀錄片全看完。期間大約花兩個月。

冬天去敦煌,以氣溫來說並不是好時機,因為嚴寒,溫度大約是攝氏零下十度。但若以參觀莫高窟的質量來說,則是很好的時機,淡季人少,能參觀的窟數較多,門票也便宜許多。這些優點,足以讓我克服溫度低的缺點。

兩個月的準備,可說是萬事具備,只需等待班機的起飛時間就行。然而意外總是猝不及防,就在出發前一天下午一點多,航空公司臨時通知我「廈門到蘭州」的航班取消。收到訊息時,我腦裡轟地一響,很是錯愕,但因為時辰緊急,還是快速地評估去或不去?不去,我損失不高,但這段時間的憧憬與準備都將化為烏有;若去,那麼我只需解決到蘭州的問題而已。在只有幾分鐘的權衡下,我火速退掉台北到蘭州的票,重新上網搜尋哪個航班可以趕得上我預定飛敦煌的時間。說來幸運,很快地搜到一張隔日從台北經上海,翌日清晨再從上海轉蘭州的票,而且到蘭州的時間很完美地銜接當日下午到敦煌的班機。可謂千鈞一髮。

我在蘭州機場拿到往敦煌的登機證時,看到上方目的地寫的是「莫高機場」,內心真是奔騰翻湧。

最後這段航程,地勤人員給了我一個視野很好的靠窗座位。起飛後,我從窗戶往下看,沿途是蒼茫的黃土高坡、是美麗多彩的丹霞地景、是綿延無盡的祁連山脈、是一馬平川的戈壁荒灘,而後則是孤立於西域大漠中的綠洲城市。

那日下午四點半,我飛越三千多公里,終於抵達了常書鴻與樊錦詩奉獻一生的敦煌,抵達了這座匯流了人類四大古文明的沙漠明珠。

敦煌很遠很遠,敦煌又很近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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