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鈞堯

距離捷運通車○○天」，數字天天遞減，有時候依序，有時候驟降。那像在二十世紀末倒數新世紀。逝去的不會再回來，而在那一刻，難得的，時間的溜逝成了一種鼓勵。

二○○一年九月下旬，台北街頭像一把擰皺的毛巾，攤在陽光下滴水。毛巾若原是白色的，如今都有點發黃。店招殘破，挨在行人道上，裸露夜裡非常嶄亮的塑膠燈箱。穿灰色制服的清潔工，搬運躺在地上的樹枝。樹群的傷口非常粗暴，拉、扯、劈、砍，無所不有。工人沉默、行人沉默，非常有默契地進行一場喪事，儘管誰也不認識。

風災過後，我途經台大醫院捷運站，穿越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把三分鐘的路，走成十分鐘。我透過一棵破裂的樹，懷想受災更重的中南部、沿海地帶，土石流與巨浪是聲勢不同的水，它們夾雜了泥石非常猙獰、與風起浪十分跋扈。我們對颱風的態度很曖昧，居住城市、且少受風雨侵襲者，颱風預報時，也在心裡盤算著假期，但農夫、商家聽聞預報，他們也有一把尺，怎麼搶收、如何因應……對於一個颱風，大家都漾著不同的表情。

那一年秋天，颱風的名字叫「納莉」。很美麗，也潑辣，像一個美人，不想世人遺忘，盡力地傾國傾城。「納莉」過境淹水，癱瘓交通，台北捷運地下涵道豎立起大型標語，彷彿留著它的臨別眼眸，「距離捷運通車○○天」。標語在地下，卻非常陽光，很有點以往「莊敬自強、慎謀能斷」的意思了，是提醒、是激勵，一個被水災癱瘓的城市即將復返它的軌道。

納莉風災初臨第二天，我從自家陽台觀察風勢。觀音山是被雨勢遮掩了，還是風雨降臨，人的視線就沒那麼遠、那麼長了？我來不及看清楚觀音山。屋頂上的儲水桶每一只都比平常更亮了，鐵皮屋的屋頂像一截舌頭，哈哈地吐；對街幾株養在窗台的盆栽，似乎少了幾個。經常聽到聲音爆起，摔的、滾的以及斷的，這是一齣颱風的聲音劇場。對街公寓外牆意外地乾淨，讓我覺得街道顯得浮晃，像是湯放冷了，一層油浮在上頭。我喚來眼力極好的孩子，他大膽推論，「不會是，淹水了吧？」

我們好奇多少街道淹在水中，也擔心水路其實無路，不僅無以正常上班，連民生問題都難以解決。我撩起褲管，拎購物袋，抱孩子涉水五華街，打算到對街頂好超市採購罐頭、麵條以及大桶裝的飲用水。水過膝，有股沉默讓水待在現場，又有種移動，讓它左右漂移。涉水過街的人像移向童年的打水仗。回家遇見當時住在附近的姊姊，「等我一下，我上樓拿個東西。」不是什麼大物事，但當我把前幾天沒吃完的披薩，交給姊姊時，收、受之間，像極了最後的晚餐。

當時無風無雨，納莉給了城市一個颱風眼，靠近安靜的暴風邊緣。姊姊沒有拒絕。凍了幾天披薩，是我能給姊姊少數的溫暖。我目送她離開，她回頭揮手，讓我想起她嫁人時，從轎車門窗丟出的花束。納莉來得急猛，路徑詭譎，是第一個「東北進、西南出」的颱風，停滯近五十小時，破了台灣氣象史紀錄。漫漶的水流夾雜是非，有汙垢、家具以及可能的病媒，我只敢涉水過街一回，其餘都守在陽台，偵查水勢何時消退。

納莉終於過境，天好而晴，我們走到淡水河堤。對岸的陽明山、文化大學禮堂，清晰若洗。不知道為什麼，蜷居多日的居民都一一上了堤岸，穿短褲、趿拖鞋，像劫後餘生，要找一個天光處，跟天、跟地，說說話。

新聞報導提醒民眾買車要驗證「履歷」，不要買到泡水車，河堤下緣，車子是頑童肆掠過的幾批玩具，跌得很隨意。河水漲得高，黃、暈黃、汙黃，洶湧地奔向河口；塑膠、木頭、落葉，跟著一起黃。人群上堤岸群，驚擾了逃難的老鼠跟螃蟹，牠們逃進草叢以及防波堤的縫隙，天災一來，不分生靈。螃蟹也怕水，倒是新鮮，斜斜地跑向四十五度的防波堤。體態拳頭大小，我們不抓、不食，而在驅逐霾了好幾天的霧氣。

災後復班，幾條路線受創嚴重，「距離捷運通車○○天」，數字天天遞減，有時候依序，有時候驟降。那像在二十世紀末倒數新世紀。逝去的不會再回來，而在那一刻，難得的，時間的溜逝成了一種鼓勵。

颱風的名字叫「納莉」，叫「象神」、「桃芝」……它們災難愈大，愈是讓人難忘。五華街的、台北市政府的、捷運涵道的水紛紛退了，我把孩子送往幼稚園，地上還留有殘枝。它們水意飽滿，還沒有憔悴、還沒有乾枯，更像深深的嘆息。園區外頭鋪晒著被水浸爛的毯子，懶洋洋地趴倒地上；那一天，它們沒被鞋子與塵埃踐踏，但疲憊地伸展開來。我送孩子到園區，門口招呼的老師，她們的微笑甜美，已經把納莉推往遠方，幾乎跟妲己一樣遠。妲己，一個傾國傾城的美人，她的美麗造就一場風暴。

納莉不會再來，她若再來，也是另一個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