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鈞堯

這是我的找書路：出三重市仁愛街，斜穿安慶街連正義北路，再右轉重新路，我經過的騎樓高低起伏，它們或築斜坡、或多砌幾個石階，都為了預防大雨來，淡水河完全不跟堤防商量，後娘一般。騎樓如浪，我心如浪，因為我要到書店。

我被許多誘惑考驗，烤章魚丸子、甜不辣攤、五燈獎豬蹄飯，我把口袋捏得緊，不讓口舌留一點點口水。凡，文字形成一股誘因，都該有某種根深柢固的安靜，它們平常都小而乖順，像飽足睡憨的嬰兒，一旦警醒都乖張，像受了天大委屈，書店成了我聲張與索討的所在。我還得通過一個試驗。書店附近正是電影院，有院線與二輪片，海報貼滿戲院外牆，像載了太多歡樂的口腔，嘟嘟嘴、圓鼓鼓，我不斷對比海報與書，孰優孰劣、孰得孰失？沒有得失、優劣，而是一個時間問題，進戲院不過兩小時，買書但能一輩子陪。

書店該叫「國園」，如今早已不在，只能在回憶中與它團圓。這是一家書店的意義，像是什麼也不做、哪裡都沒去，它的靜候就是一款美德，而且它不趕人，除了翻閱漫畫書，會惹來老闆注意，像是「嘿嘿嘿」，像是「我有注意到，你都來看免費」。我沒有那個問題。我都會買書，掏出一度捏緊緊的紙鈔，鬆開，像一本書開在我的掌心上。

在一次次的找書路以後，我才瞧出書店的眉目。書店氣息安靜，肇因一批安靜的書，架構書店的五臟六腑，「顏面」可以一周、一個月更換，如時興的交友雜誌、歌本、婦女與理財刊物，文學才是書店的心臟，十幾年後我方知曉「五小」大名。一九六八年，文壇稱「林先生」的林海音創辦「純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二年，作家姚宜瑛成立「大地出版社」；一九七五年，作家隱地成立「爾雅出版社」；一九七六年，詩人楊牧、弦、葉步榮創立「洪範書店」；一九七九年，時任《中華日報》副刊主編的蔡文甫，辦理「九歌出版社」。八○年代初，它們都很有規模了，各擁一個書架。寫書、出版與讀書，看似交集，與我只有一個胳臂遠，但又海角天涯。

九○年代中葉，那一天有風有雨，還有點愁，我頻看表，一小時、十分鐘……還有五分鐘，我終於下班了，循南京東路五段走到四段；騎樓有高有低，有寬敞與仄礙，走在南京東、也像走在正義北，我遠遠看見一個灰影縮在冬日的寒冽中，她的名字曾以「責任編輯」出現九歌叢書，約莫一周前，她給我電話，「蔡老師要我跟你聯絡。」蔡老師，呃……該不會是蔡文甫吧？

二○一七年春夏之交，作家畢飛宇率領作家團訪台，九歌與印刻，兩大出版陣容邀請旗下作家與會，訂定「文學價值分享、兩岸創作發展、推廣、培植與創新、實體書店推廣閱讀的價值」等發言方向，來客畢飛宇權充主人，引領作家盍各言爾志。面對大哉問，我心虛詞窮，也可能耽吃蛋糕、快飲紅酒，任何發言都是打擾；更可能，我是剛剛睡飽的孩子，怎麼一個天亮，忽然長大了？我細細追問自己的找書路，再度看到一個風雨交加日，寒冷中彼此辨認，陳素芳一開口就說，「蔡老師問你，有沒有興趣在九歌出版？」

很多年了，這句話總響著，它也響在其他人心裡，當時文壇流傳「文章發表要上兩大報，出書則要找五小」，讀書、寫書與出版，在這三岔路口，終於設有一個號誌，紅燈還是綠燈？如果紅燈，我該如何摸索，在大雨與枯旱之際，鑿渠道疏通春夏秋冬？我偏離發言，談「五小」與「九歌」，說「蔡文甫」、「蔡澤玉」父女與「陳素芳」，他們都該加上引號，如同「蔡老師問你」一樣，必定被我跟許多人，一遍遍畫上紅線。一畫再畫的紅線轉綠了，一段一段的路頭，都沒有盡頭。

我不只在台北談「五小」，在雲南、北京、杭州、溫州、廈門、石家莊等地，我除了談自己長期主編的《幼獅文藝》，也談「五小」，它們是文學旅程與重鎮，而我知道大陸朋友看台灣文學發展，需要幾把鑰匙。交流會後，我持畢飛宇、張莉合著的《小說生活》請畢簽名，他很驚訝，張莉的名字已經寫上，「二○一四年冬，澳門」。找書與讀書路都是長途跋涉，以九歌出版為例，從梁實秋、余光中、林文月、張曉風，迄陳義芝、鍾怡雯、楊富閔等，世代名家輩出；舊的不會更舊，但永遠有新的，我帶著《小說生活》赴畢飛宇會談，也帶著《小說生活》與張莉不約而遇；是「九歌」約了我，還是我捏緊自己，見「九歌」？是「五小」覆育我，還是我也貢獻一點微末，給「五小」？

英國作家馬丁．艾米斯著有《時間箭》，全書「倒著來」敘述，水往上流、雲往下飄，我倒著走出國園書店、接正義北路，騎樓低高伏起，穿安慶街、連仁愛街，倒退上三樓，門關了後我進屋，房門關了後我跳上椅子，我手上沒有書而打個飽嗝，書桌上沒有「小五」……我慶幸，當記憶「倒退嚕」，其中一段是我拜訪蔡文甫老師，在九歌二樓雅室，他高興收下我贈與的金門高粱。

爾後，我為愛飲辯護，都舉蔡文甫為例，「睡前小酌高粱，是蔡老師的養生之道呢。」

蔡文甫儒雅俊朗，使得他的高大不具威脅，而更顯寬厚，他鄉音濃，十之五六我都是猜的。那是我經常「倒退嚕」的場景，我從正襟危坐漸而或倚或靠，聽不懂的猶然沒聽懂，但我們相談甚歡，一旁的酒，則還沒有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