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定國 

印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塔庫爾四月表示，印度法官一人一年要處理兩千六百個案件，而美國最高法院法官僅需處理八十一件。他情緒激動，幾乎流淚，呼籲總理莫迪雇用更多法官。

印度目前有兩萬一千名法官，至少應增加到四萬人。印度法律系統的運作非常緩慢，開庭時間可能拖上數年，甚至數十年。專家估計，照目前速度，需要三十年才能處理完積壓的刑事案件。

阿富汗的情形又不同。去年十二月，在首都喀布爾，女子法爾昆達遭受幾小時折磨而死，震驚阿富汗。她是很有抱負的伊斯蘭教學生，被控焚燒古蘭經。兇手互相拍攝毆打她的視頻，發到社群媒體。現場有數百名男子圍觀，還有幾名警察，完全沒有干涉。

圍觀私刑 僅受輕微懲罰

實際上，法爾昆達並沒有焚燒古蘭經。隨後進行的審判，捏造焚燒古蘭經、煽動暴民的人免於死刑。沒有伸出援手的警察和其他圍觀者僅受到輕微懲罰。阿富汗的律師和人權倡導者認為，大部分被告沒有受到公平審判。

二○○五年起，美國花費逾十億美元培訓檢察官、辯護律師和法官，灌輸法治觀念，促進司法透明，對婦女公正。歐洲國家也花費了數千萬美元。但此案件，顯示阿富汗司法系統沒有進步。

一百五十多年來，在阿富汗社會，親戚和宗族關係高於司法，西方的資助只是讓腐敗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西方的法治觀念沒有顧及阿富汗的法律規範。提高婦女法律地位，引起強大的宗教人物和很多普通阿富汗人的強烈憤恨。

「如果法爾昆達能得到法律公正對待，就等於所有遭到傷害、殺害或虐待的阿富汗婦女得到公正對待。」阿富汗女電視演員莉娜．阿拉姆說。很多女人反抗「女人不能參加葬禮」的習俗，數百人聚集起來，為法爾昆達抬棺。

伸張正義 喚起羞恥之心

年輕女性聚集在清真寺舉行燭光守夜，很多年輕男性也參加。他們成立「為法爾昆達伸張正義」組織，遊行示威，主張兇手應接受審判。法爾昆達成為一場運動的代名詞。她被害的視頻在電視上廣為傳播，在很多公民心中喚起羞恥之心。

朝覲和宗教事務部宣布，法爾昆達是無辜的。警方逮捕五十多人，起訴其中四十九人，包括十九個警察。一位資深警探承認，警方未拘捕所有責任者。

審判開始後，四十九名被告中，只有不到七人有辯護律師。其中的扎基．阿尤比是個理想主義的律師，為一個西方法治機構工作，曾對改變司法系統抱著極大希望。但他知道就算能找到辯護律師，法爾昆達案的審判仍會非常政治化。

西方法治 忽略阿富汗傳統

在阿富汗，不存在美國意義上的辯護律師。近年漸漸開始變化，美國法治援助計畫幫助司法部培養出一批辯護律師。

一個名叫穆賈迪迪的法官曾參加若干美國、德國的法治培訓計畫。他說，每個被告都被詢問是否想要律師。「他們都說，自己為自己辯護會更好，他們知道在法庭上該說什麼。」

辯護律師的貪婪也是主因，穆賈迪迪說，「他們想的只是自己的生意，而不是人民利益，他們甚至向客戶索取更多金錢。」

法爾昆達案凸顯西方法治努力的局限性，但至少阿富汗開始進行審判，並努力依法懲治。阿富汗人瞭解，不能用私刑處死；警察和法院能伸張正義；受害人，甚至包括女性受害人，擁有各項權利。

幾乎所有參與法爾昆達案審理的人，都接受過西方的法治培訓。但幾乎沒有阿富汗人對司法系統有信心。民調中，司法系統是阿富汗最不受信任的機構。

在阿富汗，年齡是權威和知識的象徵。西方設計者忽視這項傳統，「一名三十多歲的美國律師給一群四、五十歲的阿富汗律師或法官授課。」他們會說：「這個年輕人憑什麼教我？」

律師學法律 法官學神學

還有一件荒謬處，西方試圖重新編纂刑事訴訟法典，而不是翻譯阿富汗已有的刑事訴訟法。「當時負責的是義大利人，所以他們編了一部義大利式的法典。」美國律師謝瓦沙．拉巴里說，專家們以為自己在幫助阿富汗。「阿富汗人有自己熟悉的刑事訴訟法典，為什麼要寫一部新的呢？」

阿富汗的辯護律師已從二○○八年的兩百名，迅速增加到兩千名。辯護律師和檢察官在大學裡學習法律和政治學，但幾乎所有法官學的都是神學和伊斯蘭教法沙利亞。在法庭上，他們完全從不同的參考體系思考，經常難以溝通。

當法律碰上神學，會有什麼結果，可想而知。

非關道德 路人見死不救有罪！

二○一一年，俄羅斯發生沉船，兩艘貨輪經過，船長見死不救，面臨「故意忽略災難」指控而判刑。其中一名船長否認有罪，稱是惡劣天氣導致無力救援。

同年，廣東佛山兩歲女童被汽車壓死，十幾個路人見死不救。引起激烈討論，普遍認為這是社會道德的大滑坡。

在一些國家，見死不救叫做「拒絕援助罪」。法國一九九四年修法，「怠於給予救助罪」最高判刑五年徒刑。在美國遇見陌生人受傷，不打電話報警算是「疏忽罪」。

德國見死不救，沒有任何理由可講，可判刑一年或罰款。塞爾維亞處一年徒刑，如受傷者因路人見死不救而死，加重為八年徒刑。南美洲的巴西規定，可判半年到一年監禁。

二○○五年美國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選出「好撒馬利亞人」，由長期從事慈善事業的比爾蓋茲等人代表。

好撒馬利亞人（Good Samaritan）起源於《路加福音》耶穌講的寓言：一個猶太人被強盜打劫，受重傷躺在路邊。猶太祭司路過，不聞不問，一個撒馬利亞人則好心照應他。

有人見死不救是怕惹麻煩上身，或幫助他人時造成意外傷害而吃官司。美國和加拿大的「好撒馬利亞人法」給見義勇為者免除責任，各州（各省）類似法律有「救援責任法」和「善行法案」，鼓勵助人為樂。

違法要受到有形制裁，道德則訴諸個人良心。見死不救原屬道德問題，但當道德不足以規範行為時，不合道德的行為就需受到公權力制裁，「拒絕援助罪」即是這項理念的實踐。

悲慘世界 為生存偷食物判無罪

法國作家雨果一八六二年發表的長篇小說《悲慘世界》（又譯孤星淚），以一八三二年巴黎共和黨人起義為背景，講述主人公尚萬強因為家中沒有食物，去偷麵包遭判重刑。

時隔近兩百年，在義大利，來自烏克蘭的奧斯特里亞科夫無家可歸，在商店偷竊價值四歐元（約台幣一百四十六元）的奶酪和香腸被逮，最高上訴法院判決「不構成犯罪、不需接受懲罰」，不用為此付款。

去年二月，初審法庭判他入獄六個月，罰款一百歐元。上訴法院則認為：「被告的情況與商品偷盜發生的環境證明，他取得那些少量食物時，有對食物迫切且必要的需求，因此他的行為是在『危急狀態』下進行的。」

這個判決是依據一項法律原則：「沒有人希望做不可能的事。」義大利刑法教授貝拉科薩說，「危急狀態」原則很少應用，通常是用在「船難者在沉船上為最後的救生艇打架」之類案件。這是指人人要擠上救生艇，是生存權之爭，造成死傷可能無罪。

「對最高法院法官來說，生存權高於物權。」媒體評論者格拉梅利尼表示：「墨守成規的人會說，這是把無產階級徵收他人財物的行為合法化。」

一九七○年代，暴力左派團體令義大利陷入動盪，激進年輕人「在工人階級名義下洗劫超市，認為此舉無罪。」但他們偷竊的是魚子醬和香檳。格拉梅利尼說：「現在，人們不是為理想而偷竊，而是為了填飽肚子。」

另一位評論者布奇尼讚許這個判決，「法律無非是個箱子，是由我們的生活共同塑造而成，無法想像法理學不考慮現實狀況。」

義大利近年經濟低迷，無家可歸者愈來愈多，因飢餓引發的盜竊案也逐步上升。把「徵收他人財物」的行為合法化，可能引發更多「悲慘世界」的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