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定國
前言
近年大陸爆發多次「恐攻」事件，政府譴責是疆獨所為。大陸治疆高壓懷柔，後者包括雙語教學、許多優惠政策，特別是經濟方面，如新規定企業的當地勞工比例不得低於七成，少數民族須達兩成五以上。多族群國家常有這種作法，如馬來西亞華裔掌控經濟，規定華裔企業需雇用一定比例的馬來員工。
中央制訂善意政策，地方未必落實，對不同族群也缺乏同理心。
日前伊斯蘭齋戒月，伊寧一家醫院要求員工不封齋，引起爭議。非穆斯林表示，職業與宗教須分離，手術台上的病人生命更重要。穆斯林反駁，「這是我們的宗教信仰！誰說因中午不吃飯，就會失去正常智力、體力」。
維吾爾青年柯木是微博紅人，認為不該看到蒙面紗就說是基本教義派，也不該輕談恐怖主義或民族矛盾。新疆更多的是地方問題、民生問題，維漢在許多方面很不同，如蓋住宅，廁所讓維吾爾人沒法用，「因馬桶方向朝著麥加」。
新疆有四十七個民族，世居的有十三個。大部分維吾爾族分布南疆，與漢人關係緊張。維吾爾人批評，他們的宗教與生活方式受到中央政策的威脅。媒體報導，和田的伊斯蘭保守派日益增強，女性至少三分之一把臉蒙住，只露出眼睛。
這種面紗十年前很少見，新疆禁止這樣穿著。九一一事件以來，法國和比利時禁止在公共場合完全蒙面，美國和英國辯論如何在「宗教自由」和「國家安全需要確認身份」間取得平衡。
新疆一些漢人是當年援疆的知青，子女土生土長。「恐攻」以來，大陸內地對「新疆人」的誤解增多，也衝擊漢族，捲入身分認同的漩渦。
曹莉是紐約時報中文網編譯，她在該報「我的故事」專欄發表〈在新疆，那條被強化的民族分界線〉稱，她的家族一九一三年遷居新疆，已生活了一世紀。新疆各地維漢常不混居，她在成長過程中，和不少漢族一樣，對維吾爾不了解。
「恐攻」出現後，她的漢族身分變得清晰，「某種意義上，割斷了我和這片土地的聯繫」。強權政治和不當政策加劇民族分野，「我這個『新疆人』也不知道該站在哪邊…。」
汕頭大學研究生王茜不同，漢族的她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把我知道的新疆說給你聽〉一文，說成長過程中，有很友善的維族鄰居和同學，對她來說，「他們只是名字多幾個字，飲食習慣不同而已。」一直以來，她對維族的印象都來自於幼年的接觸。「大概是，一個笑呵呵、用粗糙的手遞給我西瓜的大鬍子叔叔。」
王茜的爺爺隨部隊到新疆，「我們一直為祖輩驕傲，他們背井離鄉，為這裡的建設奮鬥一生，最後葬在這裡。」她強調：「但在另外一些人看來，我們侵佔了他們的一切。」
「新疆人」該如何定義？維吾爾族的庫爾班江說：「這不是一個民族概念，十三個民族沒有哪個可以代表新疆人，民族間也從來沒有圍牆。同樣是維吾爾族，外貌不同，吐魯番的維吾爾族和漢族差別最小，羅布淖爾的有些像蒙古族，喀什附近的接近歐洲人。」
漢族的王承之住在石河子市，該地九成是漢人，他從小極少接觸維吾爾人。去年到烏魯木齊上大學，才知道少數民族生占一半，並且為了促進團結，安排宿舍同住。他和一個維吾爾同學結為好友，有一次對方說：「你是我唯一的漢族朋友，因為你尊重我的信仰。」
連串動亂後，新疆籍的人在內地城市住旅館常遭拒絕。王承之對「新疆身分」遭到過多限制，非常失望。他希望家鄉變得更好，「可是我終究會選擇離開。」
王茜也寫道，有時候她在告訴別人「我是新疆人」後，會補一句「我是漢族」，「我沒法描述那尷尬。我愛這片土地，但它之於我亦像一個標籤，不那麼自在的標籤。我也知道，無論我多麼愛它，我終將，也只能，逃離它。」
離開，逃離…不只一個土生土長的漢族年輕人這麼說，這是新疆大問題。
紐約時報中文網三月報導維吾爾族攝影師庫爾班江的人像系列《我從新疆來》，共有二十九組人物。同名〈我從新疆來〉報導稱，庫爾班拍攝對象有蒙古族、塔吉克族和漢族，散居北京、上海、杭州及深圳，有民歌手、玉器商人、小販及大企業高階主管。報導稱，這正是「新疆人」這個概念的複雜性。
庫爾班主要拍攝維吾爾族，且多屬於「正面例子」，如三十五歲的乃菲莎在上海做律師，希望競選全國人大代表，為少數民族女性爭取權利。三十二歲的艾山江是北京的項目辦副主任，事業初步成功，獲得多民族大家庭裡的尊重、包容，學會用感恩之心回報社會。
紐約時報中文網對新疆持續關注，七月三日〈我的維吾爾『民族主義』是怎樣形成的〉一文，長一萬九千多字，作者張哲是前《南方週末》記者，現住紐約，認識二十七歲的維吾爾留學生艾爾肯，採訪八次，敘述他的民族思想轉變過程。
文章寫道，艾爾肯高鼻深目，是典型突厥人面孔，很強調自己的民族身分，常把「我們這個民族」掛在嘴邊，伴以自豪神情，並且不喜歡「維族」這個簡稱，因為「帶有一點歧視味道」。
艾爾肯出生在世俗化的維吾爾家庭，父母都是黨員幹部；爺爺常說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爺爺本是窮苦農民，趕上共產黨選拔本地幹部，被選去烏魯木齊受教育，回來後做老師，又成了政府幹部，做到高位。「因為共產黨，他的人生完全改變了。」
他的母親原本除了飲食，幾乎跟非穆斯林沒區別。但因與父親離婚，加上病痛，接受清真寺的阿訇（伊斯蘭教的教職稱謂，波斯語音譯，意為教師、學者，相當於基督教的神父）心理輔導，讀古蘭經，思想慢慢轉變。高二那年的齋月，他與母親去做禮拜，一夜祈福、洗禮後，「覺得心裡特別舒服，思想特別清晰。」
艾爾肯開始思考宗教，認為政策失誤，政府想掌控一切，很多阿訇變得政治性很強。老師一直教育學生，宗教是封建迷信，「但阿訇跟我們說什麼呢？」說：「一個撒旦不懼怕一百個無知的人，但一百個撒旦會懼怕一個有識之士」，說：「你們應該去學習、去求知，不論是古蘭經還是科學。」艾爾肯反問：「阿訇好像在教我們好好學習、不要做壞事，這不算封建迷信吧？」
在一些多族群國家，民族問題敏感，大家總是小心翼翼互動，用詞謹慎。艾爾肯的自述裡，許多老師、官員也一樣，深怕傷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其實多數人沒有種族歧視，多數維、漢相處融洽，但民族問題容易擦出火花，尤其在新疆，政府為了疆獨，政策會過猶不及。
艾爾肯坦承「我們這個民族也不是我想像的完美」。電影《我的名字叫可汗》講述九一一事件後穆斯林在美國遭遇的歧視，但主角要努力證明穆斯林不等於恐怖分子。他說看完後懂得人只能分為好人和壞人（亦即不在於哪個民族），「我也反思自己太民族主義了，抱怨漢人歧視，也以偏概全看待漢人。」
艾爾肯說新疆很多問題跟內地類似，如民眾與政府間的矛盾。他說新疆由於地方官員腐敗、大漢族主義等，確實有帶著民族情緒的極端伊斯蘭思想出現。「虔誠的信徒為何如此暴力？是沒有真正理解古蘭經。」
民族、宗教不是新疆問題的唯一因素，腐敗官員、錯誤政策或好政策被地方政府搞砸，也不是新疆獨有。北京謹慎面對新疆，加強教育與就業，促進族群融合，強化經濟。政策該軟可軟，該硬很硬。
但紐約時報中文網編譯曹莉引述維吾爾學者提出的維吾爾族「挫敗感」，體現在失地、就業困難、分配不公、歧視和打壓；並稱高壓政策只能得到高反彈，抗爭會形成一種文化，不僅僅是一個抗爭事件。
曹莉稱，英國杜倫大學教授麥克狄隆指出，一些維吾爾人想獨立，但絕大多數人不參與武裝反對漢族的活動，對他們來說，更急迫的是宗教信仰、子女教育、語言文化留存等現實問題。
艾爾肯如今在美讀書，學會了分析問題，而不是簡單地選邊站，帶著狹隘的民族情緒看問題。他的未來，有很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