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鈞堯

好友王婷寫詩、畫畫，也從事紡織貿易，幾次聚會手機不離身，來信中各種語文，同仁各司其職，她負責統籌與決策。公司看似封閉，實則是放射性的系統，數位時代與疫情洗禮，許多事務不再需要親赴現場，頗有軍師「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精神。

出版社亦然。但有許多事務無法精省，看校對稿、藍圖，儘管電腦上也可以處理，但顏色、字樣經常跑位，印刷廠小程每個月，得跑幾回出版社。

我仍記得小程交付校對稿時，勤懇謙卑的樣子。雜誌一號出刊，每月二十號以後，常見他的身影。一校稿費時久，小程交付稿件後即離開，我猜想他暫停的機車上，必然還有其他合作廠商的稿件，得一家家送去；可是他進公司，必然擺出「貴公司是我們合作的唯一廠商，絲毫不敢怠慢呀」。

如果小程來了就走，我們匆匆投入校勘任務，要不是稿件鐵證如山，不然會懷疑，只是來了一陣風。送來二校稿或者藍圖，如果錯誤少，小程就必須等待著，站穿堂下或者坐在某人空位。小程站、坐都不是，瞬間意識到，自己是職場空間的闖入者，分秒都讓人掙扎。

我初入職場時，正值台灣辦公事務起飛階段，八○年代末，傳真機、印表機等進駐各大行號，我常騎乘機車到客戶處，上上油、清清灰塵，出入上百名客戶，從未記得他們的任何擺設。

當年的我當然被喚做「小吳」，如同今天的小程。匆匆又數年，我已經是「老吳」，早已離開職場，小程是記憶中的一個符號，模樣清晰，他必然不知道他是線索，容我追憶人生中的某一段難忘。

不敢奢想有記得我的客戶，他們當年購置的傳真機，已不知更新幾代了；就我自己記得，那個穿襯衫、還把衣襬紮進西裝褲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