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潘楠慕

從北韓叛逃的前體操選手金雨朱（Kim Woo-joo，音譯），僅在南韓生活一年多就潛逃回北韓。二○二○年十一月，他冒險翻過鐵絲網，步行穿過兩韓之間的非軍事區（DMZ），逃過士兵的追捕和地雷，才驚險抵達南韓，如今竟循同樣危險的路線返回北韓，引發外界對「脫北者」的關注。

南韓官員尷尬地承認，金雨朱並非間諜，之所以冒著返回北韓後遭監禁的風險，逃離南韓，原因可能是他在南韓的生活非常艱困，以及對親人和故鄉的思念。

專家指出，這起事件凸顯脫北者在南韓的困境。他們在南韓常被視為二等公民，在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都受到歧視。

許多人逃離相對貧困且高壓統治的北韓後，發現民主體制的生活並不如預期般美好。

自一九五三年韓戰停戰以來，約有三十萬名北韓人逃往世界各地，約三萬人住在南韓。北韓人權數據庫中心（Database Centre for North Korean Human Rights）的數據顯示，脫北者的失業率約為百分之二十，是南韓平均失業率的六倍。南韓統一部也表示，脫北者的平均月薪雖然在二○一九年創下歷史新高，仍遠遠落後於南韓的平均值。

在脫北者輔導組織「自由北韓」（Liberty in North Korea）擔任主任的朴石吉（Sokeel Park，音譯）表示，脫北者抵達南韓後，需在政府管理的「統一院」（Hanawon）學習高科技和民主社會的基本知識，包括如何使用銀行卡、現代交通基礎設施、如何求職以及代議制政府的運作模式。此外，脫北者需定期向情報部門報到，接受調查。

朴石吉表示，脫北者最初可獲得政府撥發一筆約合新台幣五十萬元的住房資金，隨後五年可領取每月新台幣八千元的生活津貼。然而，多數脫北者是體力勞動者或農民，教育程度極低，他們通常難以找到高薪、體面的工作。

周日勇（Joo Il-yong，音譯）是脫北者在南韓的少數成功例子之一，他已自名校高麗大學（Korea University）畢業，並考上該校的研究所。他指出，少數北韓人決定返回曾經迫切想逃離的國家，是因為兩韓之間的系統性差異。

周日勇說：「在北韓，我們不必規畫生活，國家會為我們安排。南韓社會相對富裕、自由，但每個人必須對自己的生活負責。脫北者確實面臨一些額外的壓力，但我認為應該把這些挑戰轉化為動力，激勵自己更努力地工作和學習。對我來說，南韓代表著機會和未來。」

朴石吉指出，脫北者不易融入社會，且面臨懷疑和歧視，這可能讓他們產生嚴重的疏離感，增加罹患精神疾病的風險。調查顯示，約三成五的脫北者表示經歷過沮喪和絕望，近兩成表示曾出現返回北韓的想法，近一成五表示曾有輕生念頭。朴石吉坦言，當局為脫北者提供的心理健康諮詢服務，有待改進。

許多脫北者選擇前往歐洲和美國，不願留在南韓。一位匿名的北韓叛逃者說：「我在南韓永遠被視為外來者，我不希望我的下一代受到同樣的待遇。」

南韓總統文在寅的國民溝通首席秘書朴秀賢（Park Ju Hyun）表示：「我們在北韓難民剛來時協助他們重新安置，但對於幫助他們求職、適應社會，我們的努力還不夠。」

尋求永續 平壤積極參與氣候行動

北韓向來蒙上一層神秘色彩，其領導人和政權通常迴避與國際社會接觸；然而，氣候變遷引發的危機，已迫使北韓尋求外國組織的協助，接受國際氣候目標，並尋求永續成長。

日前，北韓官員聚集在位於平壤的外交部研討室，透過視訊與德國漢斯賽德爾基金會（Hanns Seidel Foundation）的人員開會，接受「綠色成長」培訓。

這場會議是教育北韓官員了解環境問題的系列講座之一，漢斯賽德爾基金會的主任塞利格（Bernhard Seliger）表示：「他們對這些新穎的概念很感興趣，我們就生物害蟲管理進行討論，並由專家說明造林認證的方法，北韓官員則向我們徵詢綠色成長的相關問題。」

北韓政權對環境政策的興趣可追溯到一九九○年代，由於長年的森林砍伐以及土地與河川管理不善，加劇災難性的洪水和土石流，威脅作物產量和基礎設施，導致糧食短缺，造成數百萬人死亡。

極端天氣事件的衝擊，迫使北韓尋求外部的資金和技術，並參與環境議題，包括加入全球對抗應對氣候變遷的行列。

全球治理中心（CGG）主任崔賢中（Choi Hyeonjung，音譯）表示：「北韓在環境政策方面展現積極和開放的態度，尋求國際合作。」

北韓已成為多項環境保護和全球氣候變遷行動的國際公約締約國，包括《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也派遣代表參與第二十六屆聯合國氣候大會。

一名西方高階外交官員表示：「氣候變遷是國際社會與北韓接觸的少數幾個領域之一，且不會涉及仇恨或意識形態。他們的確關切極端氣候的影響。」

崔賢中表示，北韓的土地、自然和生態系統問題與政策失誤有關，但氣候變遷讓問題惡化。不過，北韓已把聯合國提供的數百萬美元資金，用於小型風能、永續農業等計畫，也在聯合國協助下發展水力發電計畫，向較富裕的國家出售碳信用額度。

國際能源署（IEA）的數據顯示，北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一九九○年至二○一一年期間，下降四成三。

二○二一年聯合國審核北韓對永續發展目標的貢獻時，北韓表示，二○三○年，該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可減少一成六，若獲得國際援助，將可減少五成。

經濟地位提升 北韓女性拉高話語權

北韓的種姓制度嚴格劃分社會階級，加上傳統父權社會觀念，導致女權低落。儘管如此，許多北韓女性仍在地下經濟成為新的企業家階層，在北韓經濟扮演重要角色，也在這個過程中，動搖傳統男尊女卑的觀念。

1964年，平壤當局曾頒布幾項法律及條文修正案，賦予女性和男性同等的權利，包括受教權、投票權。然而，女性往往被強制分配在某些領域，如清潔、教育或零售業。在男性居多的公共機構，女性通常只能擔任後勤或秘書職務，甚至被迫在男性勞工短缺時從事伐木、修路等工作。

1990年代北韓發生大飢荒，在當局的默許下，女性透過非正規的商業活動維持家中生計，例如出售藥品、食物，並促成非正式的貿易網路，涵蓋北韓甚至跨越邊境進入中國大陸、俄羅斯。據統計，地下經濟占北韓家庭收入逾7成，從事地下經濟者，約8成是女性。

經濟實力的提升，讓北韓女性擁有更多話語權，社會地位逐漸升高；一名脫北者表示：「一些女性甚至會『買下』一個有政治背景的丈夫，彌補自己在父權社會的卑微地位。」

然而，新冠疫情爆發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封鎖邊界，可能讓北韓女性付出沉重代價。北韓政權擔心長期糧食短缺引發社會動盪，正採取行動，重新掌控非正規經濟領域以及對市場機制的控制權。

延世大學（Yeonse）研究員金錫揚（Sea Young Kim）表示：「北韓的女性是企業家、市場參與者和家庭的經濟支柱，但她們的能力成了雙面刃，當局打壓地下經濟時，女性成為整頓的目標。此外，嚴格的邊境管制，將危及供應鏈，進而讓女性的經濟實力下降，近幾十年來辛苦提升的地位和經濟機會，很可能就此破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