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雲大師全集129】隨堂開示錄 308 隨堂開示錄─對談專訪 35 異中求同 同中存異──與單國璽樞機主教對談 6-1

星雲大師 |202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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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黎建球校長):佛光山與天主教的因緣非常奇妙,早在于斌樞機主教的時候就有往來,現在跟我們輔仁大學的董事長單國璽樞機主教,往來就更密切了,理由之一源於單樞機主教是高雄區的樞機主教,所以跟佛光山經常有機會來往,而且彼此能互助。圖/黃華安

時間:2006年5月24日
地點:輔仁大學濟時樓九樓會議廳


主持人(黎建球校長):佛光山與天主教的因緣非常奇妙,早在于斌樞機主教的時候就有往來,現在跟我們輔仁大學的董事長單國璽樞機主教,往來就更密切了,理由之一源於單樞機主教是高雄區的樞機主教,所以跟佛光山經常有機會來往,而且彼此能互助。單樞機主教已經決定,於十二月頒給星雲大師一個名譽法學博士學位,讓他變成我們的校友。

提問:大家都很好奇,單樞機主教與星雲大師怎麼會成為宗教的領袖?先請教星雲大師,您是怎麼進入佛門?您是否遇到什麼挫折才出家的?
大師:我十二歲進入佛門,那時候沒有想不開。有的人說出家要了生死,要斷煩惱,當時我也不懂這些。我家很貧窮,沒有機會供我念書,當時也感覺到自己沒有前途。偶爾看到大和尚的風儀就很羨慕,內心告訴自己:有一天我也要像他們一樣。
我的外祖母是個虔誠的佛教徒,我受他影響而接近佛門。丁松筠神父說得很好,他說,我如果生在西方,可能就是一個神父;如果他生在東方,可能就是一個和尚。因為我生長在東方,所以進入了佛門。
我一生要感謝幾個因緣。
第一、感謝我出生於貧窮的家庭:因為貧窮,才讓我想學佛,如果家裡富有,所謂「富貴學道難」,可能就不會做和尚了。
第二、感謝叢林教育:我在棲霞山寺出家,那是一座叢林道場,在那裡我接受專制、嚴格的教育,平時不准外出,看起來是專制而不自由的生活,但它影響了我一生的性格。
第三、感謝家師的一句話: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也是台灣光復的那一年,當時有很多教授推薦我去讀國立的教育學院,家師就怪我:「佛門的書不念,怎麼去念社會上的書呢?」感謝家師的一句話,讓我在佛門中長養善根。假如我到社會上念書,可能就無法在寺院裡安住,過著清苦、什麼都沒有的生活了。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我沒有其他的路可以走,只有在佛門裡專心做個和尚。
第四、感謝自己不擅長於念經:我的五音不全,不擅長念經。念經對出家人很重要,但我派不上用場,因此不至於走上趕經懺,只替人念經之路。但我是出家人,必定要找另外的出路,所以我規劃自己會講經、寫文章。
人生路上縱使有很多不好的因緣,只要我們做人正派、有志願,命運都是可以改變的。
主持人:接下來請問單樞機,您為什麼會從事神職?
單國璽樞機主教:我跟大師一樣,生活在戰亂時期,當時正是中日戰爭,所有政府人員都撤退了,當地的學校都關閉了,只剩下天主教的學校,醫療也都是教會在做。當時是狄隆主教在我們那裡傳教,他是個匈牙利人,後來也在台灣去世。當時日本人非常強悍,到處殺人放火,很多人跑到天主教堂裡避難,教堂的院裡滿滿都是婦女、小孩,他為了保護大家,就站在門口,打開雙手擋在門口,對著日本人說:「你們要進去,就先殺我好了。」日本人看到他是歐洲人,就沒有殺他,因此保護了很多人。後來,又有饑荒及一些災難發生,看到傳教士們盡力助人,讓我很感動。
小時候我也有一些夢想。我還在讀小學的時候,中國處於戰亂時期,沒有醫療設施,我有一位體魄強健的鄰居,大概四十多歲,有一天他在夜裡肚子疼,喊了三天三夜就去世了,我因此立下志願,將來長大要當醫生。到了念中學的時候,華北平原遇上大旱災,差不多兩年沒有下雨,饑荒時期又碰上日本人、游擊隊、國軍的搶奪,老百姓什麼都被搶走了,餓死很多人。我想,做醫生只能救幾個人,假如學水利工程,一方面可以灌溉農田,一方面可以防止河水氾濫,所以就立志要念水利工程科系。
那時的大學都遷到大後方或者解散了,整個河北省、北京,只剩下一所德國聖神會辦的輔仁大學,日本人不敢碰它,所以裡邊收容很多的愛國人士。當時所有的大學,甚至是輔仁大學都沒有設水利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共產黨又從東北、四面八方而來,我那時候就想,興水利救民生也很有限,假如社會人心不改變,貪權圖利,內戰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結束,還是做神父好。
做了神父,所有的理想都可以實現。我可以把一些理念傳達給不管是做醫生或水利工程師的年輕人,讓他們去做,這樣比我一個人去做的效率要大得多。我對聖召也是考慮了很久,才於二十四歲進入耶穌會,至今整整六十年。
主持人:單樞機主教以前是耶穌會的神職人員。按照教義規定,耶穌會派的神職人員是不能當主教的,為什麼您會當主教,甚至當了樞機主教?您又為什麼會在高雄建真福山呢?
單國璽樞機主教:本來耶穌教會的教義精神是不當主教的,因為耶穌教會的理念是把高的位置讓給別人,我們去做別人不肯做的事情。但是我們發的第四願是要服從教宗的命令。
我任命後才聽說,當時花蓮太苦了,教宗任命了三個人,都不肯去。因為花蓮的教友都是原住民,那裡的經濟、交通,什麼都很困難,那裡已經有一年多沒有主教了。教宗大概想起耶穌會第四願是要服從他的命令,所以就命令我去了花蓮。記得一九七九年我是光啟社社長,教廷駐華大史安博思蒙,於十一月十七日打電話給我,要我過去一下。我想大概要談耶誕節的節目製作,沒想到一去他就說:「恭喜你,閣下!」因為「閣下」是對主教的稱呼,我以為他在跟我開玩笑,他說:「這不是開玩笑的。」他拿了電報給我,上面是「因你的第四願,所以現在教宗要你到花蓮去當主教」。我就這樣糊里糊塗的做了主教。
我會到高雄去當主教,是在到花蓮十二年之後,因為高雄的主教去世了,所以教宗就派我去接任。原來高雄教區是由道明會的主教開始傳教的,我的前任主教也是道明會的,當時因為教區跟修會有一點爭議,就改派我去了。
關於真福山的事情。
第一、建研修院:我到高雄以後,先到各地拜訪,經過一年半的評估,覺得首先要建研修院,因為原本大寮的院址地方太小;那裡面的人都不能出門,他們需要空間。那時候第一個想法,是把研修院搬到真福山。
第二、建安養院:社會愈來愈老化,老人需要安養院。(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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