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慧莉

二十一世紀，全球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貧富差距加大，呈現M型化的社會。但近來有一人試圖打破這樣不公平的社會結構，宣布要善用手邊龐大身家財產提振社會，她是賈伯斯的遺孀羅琳‧鮑威爾…… 

風雲人物
不只是賈伯斯的遺孀

羅琳．鮑威爾（Laurene Powell, 1963-）是已故蘋果電腦執行長史蒂夫．賈伯斯（Steve Jobs）的遺孀，在丈夫於二○一一年過世時繼承了約兩百五十億美元（折合新台幣約七千五百億元）的財產；近期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蓋爾斯（David Gelles）的專訪時表示，個人累積大量財富，約等於好幾百萬人財富的加總，這不對，也毫無公平可言。

鮑威爾進一步說，「我對累積家產沒興趣，我的小孩都很清楚，史蒂夫也不喜歡。我如果活得夠久，這筆龐大的財富就會在我身上畫下句點。」

因此，她不打算建立個人的家族王朝，而是要致力於將財產做最有效的分配，以永續的方式提振個人和社會。她相信累積大量財富「對社會是危險的」。此言論一出，鮑威爾一夕之間成為美國各大媒體矚目的焦點，其生平事蹟和一舉一動再度引發外界的關注和興趣。

從打工中學自立

鮑威爾出生於美國紐澤西州，三歲時父親死於空難，母親帶著她和兩位手足改嫁學校輔導員。由於家住湖邊，她在充滿大自然的氣息中成長。不在戶外的時間，她都待在家中閱讀，從書中認識這個世界；念書時，儘管成績不是很好，卻愛待在讀書館博覽群書。

從小，鮑威爾就知道要努力工作才能成功。家境並不優渥的她，成長階段就有四處打工的經歷，從送報、冬天幫人清掃門前雪到當小保母、救生員、游泳教練、餐廳服務生等；上大學時，她半工半讀，申請就學貸款和獎學金。她很早就學會了要自給自足，並引此為豪。

鮑威爾在賓州大學拿到政治學和經濟學的學士學位後，又在史丹福大學深造取得企管碩士學位。期間，她曾先後在美林投資管理公司、高盛投資集團工作；在自覺所做之事對世界助益不大後，辭職前往法國，在那裡住了八個月。

相夫教子創社企

一九八九年，鮑威爾與賈伯斯邂逅，賈伯斯當時到史丹福商學院演講，鮑威爾去聽了那場演講，因緣際會下兩人剛好坐在鄰座。兩年後，他們在優勝美地國家公園成婚，她成為羅琳．鮑威爾．賈伯斯。當時，賈伯斯已於幾年前辭去蘋果公司，在經營「NeXT」，接下來的二十年，他又回到蘋果公司，推出麥金塔電腦、蘋果手機、平版電腦等產品。

當賈伯斯忙著建立個人科技業，鮑威爾除了相夫教子，也沒閒著。她先是在養兒育女之餘於自家園子種菜、種香草，接著短暫開過一家小型的有機食品公司。一九九七年，她與朋友成立了一個協助弱勢青年學子上大學的組織「上大學之路」（College Track）；二○○四年，她創辦兼具慈善和企業性質的「愛默生集團」（Emerson Collective），關懷觸角不再止於教育，更擴及移民改革、自然環境、社會正義等面向，藉以解決其中的難題。

走入世人的眼界

鮑威爾創辦「愛默生集團」時，賈伯斯已於前一年被診斷出罹患胰臟癌，只是後者竭盡所能隱瞞病情，直到健康每況愈下，紙再也包不住火，期間還陸續推出了翻轉全世界的蘋果手機和平版電腦。二○一一年八月，已瘦得不成人形的賈伯斯卸下蘋果公司執行長的職務，兩個月後過世。

賈伯斯在世時，鮑威爾遠離大眾的視線；她默默經營食品公司、投入教育和移民改革，以及照顧家人。賈伯斯過世後，她也遠離公眾視野多年。然而，近年來她對自己的公益事業愈來愈投入，只是她仍保持低調，僅接受少數採訪，如《紐約時報》等。她於受訪時侃侃而談自己的人生故事、政治理念和對社會改革的看法，有理想，但也務實，深知有些問題很複雜，無法輕易解決。

不管如何，在沉潛多年後，這位全球排名第三十五名的女富豪正要開始發揮她的影響力，證明自己不只是賈伯斯的遺孀。

與夫同調
發揮正面改革的力量

鮑威爾善用先夫留下的巨額家產做公益。她把「愛默生集團」變成一個慈善和社會改革的利器。在組織網站的簡介上，她說明這個集團「致力於更新社會上最僵化的系統，為個人、家庭和社會創造新的可能性」。在實際作為上，她投資了大筆資金於一些專門解決教育、移民、氣候變遷等問題的個人和團體。

深受賈伯斯影響

顯然，鮑威爾所關注之事攸關社會福祉，而她對社福議題的投入始於婚後從紐約搬至加州帕羅奧圖市（Palo Alto）時。

在新環境，她隨即發現離她所住之區不遠的東帕羅奧圖居住環境奇差無比，那裡收入低、空氣品質差、土地遭汙染、地下水有砷毒，因為多年來矽谷工業區把廢料丟到那裡。儘管美國許多城市都跟帕羅奧圖市一樣，不同的區塊顯現兩樣情，但鮑威爾仍為當地居民苦無翻身機會感到扼腕，深感是結構上的缺失，需要被重整。她想起美國總統候選人佩羅（Ross Perot）曾說過：「別忘了今天加爾各答的街上有個孩童快掛了，但他或她其實比你聰明多了。」

而她將自己的社會意識歸功於賈伯斯的影響，「我們在一起二十二年，但我認識他二十五年了。他在各方面影響我。我跟他一起成長，關係美麗而深厚。我們每天可以聊上好幾小時，很難說他在哪一方面影響我的世界觀，因為他有很多部分都融入到我的生命裡」。

不過，鮑威爾還是可以舉出她從賈伯斯身上學到的最大人生啟示，那就是：我們無須視所處世界為堅不可摧，當你放大檢視，其實我們都是四處移動的原子。所以，透過意志、意圖和專注力的能量，我們可以改變世界。讓我們行動吧！

為弱勢族群發聲

而今，鮑威爾希望能透過「愛默生集團」補救有缺失的社會結構。她原本只成立「上大學之路」，讓弱勢孩子也有平等受好教育的機會，但教育問題恐怕只是貧窮社區冰山的一角。弱勢者有財務窘困、居住環境惡劣、健康不佳等問題，如果是移民，還有身分問題，需要整體獲得解決才行。「愛默生」一把罩的傘式組織便應運而生。在運作上，鮑威爾期待它能帶進所關心的議題，並發揮連結性的影響。

當然，許多問題不是那麼容易解決。舉例而言，她在輔導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時，發現他們因移民身分「非法」而無法取得政府的財政支持。於是，她在二○○二年便與學生收集簽名，並寫了一份完整的請願書，將它帶進華府，希望能被寫入「夢想法案」（Dream Act），然後透過立法，讓這些學生有合法的身分。然而，十八年過去，至今仍無法通關，讓人沮喪，但鮑威爾誓言有生之年絕不放棄。她坦承家族裡有人支持美國總統川普，但也直言批評川普「妖魔化移民」的愚蠢政策。

收購媒體正視聽

川普自上台以來的諸多聲明和政策，讓鮑威爾深感是在釋放黑暗的力量，撕裂美國的社會結構。去年，她針對川普對媒體的攻擊發表演說，為獨立新聞辯護，也捍衛新聞人的權益。她認為，若無適當的新聞報導，民主將受到威脅。

鮑威爾對媒體力量的正視，也可從「愛默生集團」近年來收購美國一些極具影響力的媒體嗅出端倪，如美國最受人尊敬的雜誌《大西洋月刊》、打破傳統印刷的現場類雜誌《Pop-Up Magazine》等。

她讓自己成為有力的媒體人，除了跟她過去當過送報員有關，並藉此追憶過去有很多報紙的年代，最終目的是在「形成一股有力的輿論力量」，滿足大眾「知」的權益，也是為了對抗川普等譴責「假新聞」的惡勢力。如果說，賈伯斯創造了科技載具的硬體，鮑威爾則是在文化內容的軟體上著力。兩人琴瑟和鳴，再度合體。

愛默生忠實信徒

但，鮑威爾不僅涉足媒體，也將觸角伸及影視、體育等領域。她投資電影工作室，也收購巨大體育娛樂公司（Monumental Sports & Entertainment）百分之二十的股份，這家公司擁有NBA球隊華盛頓奇才隊和NHL冰球隊華盛頓首都隊。她事事關心，反映她的信念，即貧窮、教育、個人健康、環境正義等問題都是彼此相關，連成一氣。

「當你拉出一條線，就會織出整條地毯，」她說，「如果你要從事社會工作，只專注於一件事，是不可能取得長久的進步。」

看來，鮑威爾要做的事還很多。她也不再只是賈伯斯的遺孀，而是媒體大亨、投資者、企業家，也是以富人之姿捍衛窮人權益的正義鬥士，更是她所景仰的美國哲人愛默生的忠實信徒。

愛默生有許多智慧名言，其中一句：「你的善良必須有點鋒芒——不然就等於零。」對照鮑威爾如今的一舉一動，不禁讓人莞爾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