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具紳士風度的經濟學家胡祖六在今年的博鰲論壇上，發言頗為麻辣，尤其針對「城鎮化」政策，他發表「戶口制只能與奴隸制相比」的說法，語驚四座，他認為中國推動「城鎮化」的最大障礙在於戶籍問題，他說，「戶口制只有奴隸制相比，就是應該取消，沒有什麼好改革的，你改革奴隸制這種說法行得通嗎？」他指出，現在的戶籍制度不符合中國現代社會市場經濟的需求，像是規定在北京工作的人沒有戶籍，不能買房子，就衍生許多「二等公民」問題，他認為，唯有取消戶籍制，才能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加強公用服務，包括醫療保險、養老，提供公用教育，以及更好的環境，這樣「中國的城鎮化應該有非常光明的前景」。
胡祖六口中這個與「奴隸制」相提並論的「戶籍制度」，原本是中國建國後實施的制度，在計畫經濟時代，戶口制是為了方便分配糧食、醫療等資源，那時物資短缺，爭議較少，經濟發展後，這個制度開始變得不合時宜。胡祖六說，這個制度導致九○年代占中國GDP比重不到百分之十五的農業，卻有百分之七十的勞動力人口。與此同時，在城市工作卻無戶籍的人「無法真正享有子女就學、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權利，沒有戶口無法買房子，只能住棚戶、住貧民窟。這種制度既不效率也不公平。」
除此之外，對於城鎮化前景，他表示樂觀，甚至說中國大陸每隔兩年就能創造出一個新的澳洲，城鎮化過程能刺激對基礎設施的需求，包括交通運輸、資訊網路、電力、住房供應等；還將推動服務業的發展，比如醫療服務產業、教育產業；城市中產階層還會有購屋、買車和手機等各類消費品需求。因此，城鎮化是擴大內需的巨大動力。
創新背後 自由重要
在「經濟學家六問」的座談中，針對「中國缺乏創新」的議題，胡祖六直指問題核心，在於政府強力的干預，「講到IT，年輕人喜歡的google、facebook，他們都是大學生在宿舍裡創辦的，我去北大、清華問同學，我想中國青年學子都有條件創辦中國的google、facebook，但是他們現在還不允許使用這些，怎麼指望他們創新？所以創新，國際化很重要，然後自由很重要，否則中國很多人才輩壓抑、被埋沒。」
他說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比起西方世界晚了一兩百年，現在並不需要什麼事都要創新，能聰明的模仿就夠了。過去三十年來低成本、勞動密集型傳統產業已難以為繼，下一步如何有效率創新來實現高成長，他說，「創新的元素，除了人才、資本、資金，還加一個環境」，也就是鼓勵的環境。「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政府力量還是太強大，計畫經濟色彩比較濃厚，這個可能是抑制創新的原因。」他坦率地說。
債券危機 謹慎防範
對於中國未來經濟發展前景，有樂觀的一面，也有悲觀之處，他直言下一個全球債務危機的爆發點可能在大陸，因為相較他國，雖然大陸的債務占GDP比重比較溫和，「但問題是好景可能不長，情況可能會發生逆轉」。 他說目前大陸政府財政支出占GDP比重大約是百分之二十五點七，這跟中等國家、韓國、台灣是相當的，不算高。但大陸很特別，有地方融資平台、預算外資金，如果把這些政府支出都加在一起，財政支出占GDP的規模可能是百分之三十五至三十七。加上大陸政府因為欠帳很多，但目前在社保、醫療、環保等公共支出都要提高。「我的估算，把這些新的政府核心公共支出加起來，可能是額外的八至十二個百分點，再加上百分之三十二那就是百分之五十。美國和日本有這些問題才達到百分之三十六。」
由於他曾在國際貨幣基金IMF任職，如今雖自創春華資本公司，但他的言論仍舉足輕重。當他預估下一個債券危機，還說中國雖已進行金融改革，甚至在全球排名中，有數家銀行躋身世界前幾名的銀行，許多人就以為金融改革成功，其實是危險又自欺欺人的幻覺，這番尖銳的批評馬上引發媒體大量轉載發布。
他認為中國政府管太多的，還有對於中小企業，他直言，中小企業對城鎮化有提供就業的重大貢獻，但中國政府對中小企業的融資管得又小又細，而且並未給予支持。
中小企業在大陸稱之為「小微企業」，指成立一至三年，資產規模約人民幣一百萬至三百萬元的企業。去年近六成的大陸小微企業企業利潤持平或下滑，各項成本包括勞力、原料及資金上升最明顯。有百分之六十六點七的受訪企業指出，向銀行貸款仍是小微企業爭取外部融資的第一優先選擇。
胡祖六直指，小微企業的發展阻礙和大陸金融改革有關。現在大陸政府既是所有者又是監管者，但這兩個角色本身有衝突。政府管得太多太雜，表面上似乎可以防範金融危機，但客觀上只會造成更多隱形的金融風險。
還有像是宏觀調控是政府很重要的一個職能，由大陸央行（中國人民銀行）或是財政部透過貨幣政策維持宏觀、價格的穩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大陸的宏觀調控往往透過發改委、住建部下發紅頭文件，如近期發布的「國五條」限購令直接干預市場，「這非常令人擔憂，事實也證明這樣的效果是非常不好的。」胡祖六說，政府直接一刀切的干預，往往使宏觀經濟波動幅度加大。

藉文字力量  發揮影響力
從資料顯示，胡祖六喜歡行動派的美國經濟學家拉里．薩默斯（Lawrence H. Summers），這位曾在柯林頓時期擔任第七十一任財政部部長，因研究宏觀經濟而獲得有「小諾貝爾獎」之稱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還在二○○一年至二○○六年擔任哈佛大學校長；二○○九年歐巴馬總統任命他為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NEC）主席，負責金融海嘯後美國經濟的復甦政策。
和薩默斯相差九歲，和薩默斯一樣曾在世界頂尖投資銀行高盛任職過的胡祖六，也是專攻宏觀經濟，他在微博簡介上寫自己：「大自然保護協會中國理事會主席、經濟學家、金融專家、文學愛好者」，其實，他不僅止於喜好文學，每日繁忙的工作之餘，還勤於筆耕，經常在《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財經媒體撰寫評論，藉由文字的力量闡述理念並發揮影響力。
像是最近他在《中國改革》中發表一篇名為〈中國夢的基石〉，文章闡述中國邁向民主、法治的關鍵在於廣大的中產階級。他寫道：「近期，在收入分配改革和如何實現內需拉動的經濟增長討論中，人們往往把注意力過度集中在收入分配的兩極——高收入的少數群體和低收入階層，把基尼係數的上升趨勢歸結為少數人手中財富的迅速擴張和普通老百工資姓收入的停滯不前。不管如何表述，其政策結論都偏向於激進的再分配方案，在不切實際地提高了普通百姓收入分配預期的同時，客觀上更加激化了仇富心理，導致中國富人包括成功的企業家的不安全感和移民潮。類似分析還引申出一個結論：因為普通民眾收入水準過低，又缺少基本社會保障，對於未來信心不足，因此私人消費難以上升，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成功機會十分渺茫。」
他認為，這種靜態分析忽視了一股最關鍵的力量，也就是「正在形成中的、未來必然成為中國經濟和社會中堅力量的中間群體，即中等收入階層」。
他說，「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標不應是激進的再分配，劫富濟貧，甚至不是單純為了追求降低所謂基尼係數，而應當是在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模式下，建設一個穩定合理的公平社會。而健康成長的中等收入階層是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的最重要標誌。如果中國有了強大的中等收入階層，即使收入差距發生變化，社會仍將趨於穩定，消費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可以成功。」
如此一來，在未來十至二十年間，中國經濟將可持續地成長，中國社會與政治能平穩地進步，甚至轉型為民主、法治的國家。

小檔案
胡祖六，1963年生於湖南省湘陰縣，現任春華資本集團創辦人兼董事長。十七歲那年，中國恢復高考，他從汨羅縣一中考上河南科技大學，之後進入清華大學，獲得工學碩士。在北京他逐漸認識到現代市場經濟管理的重要性，清華大學研究所畢業後，考取公費留學到美國哈佛大學專攻宏觀經濟，再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一般人認為經濟學相當枯燥，但胡祖六卻認為這門學科和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匯率和利率的計算也非常有趣。取得博士學位後，他擔任哈佛國際關係中心研究員、世界銀行顧問，1991年至1996年間，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官員，先後於亞太局、財政事務局和研究局從事經濟研究，參與成員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磋商與技術援助工作。
1997年他離開歐洲，返回成長快速的中國，擔任跨國銀行控股公司集團高盛亞洲區董事總經理，2008年升任高盛大中華區主席，2010年3月10日去職。胡祖六的研究領域，包括宏觀經濟學、公用財政、國際貿易與金融理論，他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全球競爭力報告》，在國際上具有相當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