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記者劉夢妮

來故宮工作的第九年，王軍出版了他的第三部學術著作《天下文明：紫禁城規劃思想與古代中國》。

在這本書中，王軍從紫禁城及明清北京城規劃、設計以及營建制度的研究，提出這樣一個具有開創性的觀點：修建於古代中國晚期的紫禁城，其建築制度源出上古之天文與人文，直通農業文明的原點，其所承載的知識與思想體系，是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偉大見證。

這和他二○二二年出版的上一部學術著作《堯風舜雨：元大都規劃思想與古代中國》一脈相承，將目光投向遙遠的上古時期，展現中國文化驚人的連續性，並以此揭示北京老城的歷史文化價值。

北京老城需要保護

以《城記》而被大眾熟知，收穫讚譽，二十四年記者生涯中一次次呼籲「北京老城不能再拆了」，完成了一系列城市規劃與文化遺產保護的調研，王軍的工作得到各方關注。二○一六年，王軍受邀加盟故宮博物院。如今，他是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故宮學研究院首席專家。先秦兩漢文獻、歷朝歷代史書、考古報告，以及諸多遺址的實地調查，陪伴著他，也支撐著他將中國古代文明和北京城歷史文化的研究繼續推進。

從記者到學者，王軍一直保有的是對中國文化的深愛。他說，寫《城記》的時候，更多靠的是一種本能，覺得北京老城是偉大的，是需要保護的。「但它最深的內涵，當時確實做不到真正的理解。」

而如今，「我已經能夠從歷史文化價值深層內涵的角度，說明白為什麼必須保護北京老城，能夠用自己的學術發現，清楚闡釋為什麼北京歷史文化是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偉大見證」。王軍將此視為自己這些年的「成長」。

震撼發現京城「二繩」

「太震撼了，真的太震撼。」說起自己對北京城子午、卯酉「二繩」交午格局的發現，王軍連用兩個「震撼」，「沒想到我這輩子還能幹這種事。」

二○一六年，王軍受北京市城市規劃研究院委託，完成專項課題《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與文化價值研究》。在這個過程中，他找到了一條關鍵的「線」。

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北京南北中軸線，一直以來廣為人知，但東西軸線很少被注意到。梁思成在《中國建築史》中就提到：「清宮及北平城之布置最可注意者，為正中之南北中軸線……唯當時設計人對於東西貫穿之次要橫軸線不甚注意，是可惜耳。」

正是這段話，讓王軍開始思考北京城及故宮東西走向的問題。那天，他翻開劉敦楨主編的《中國古代建築史》，書中刊印了清乾隆時期北京城平面圖。「這張圖好就好在，把城外的日壇和月壇標出來了，一般的北京古城地圖只標城牆裡面的建築。」

鬼使神差間，王軍拿尺子一比劃，發現日壇和月壇的連接線呈東西走向，與北京城中軸線交會於紫禁城三大殿區域，非常激動。

之後，他又通過航拍圖及衛星影像確認分析，日壇平面幾何中心與月壇平面幾何中心的連接線，與城市的中軸線交會於太和殿前庭院，呈現子午、卯酉「二繩」交午格局。

彼時，王軍對時空問題已有研究，這讓他敏銳地意識到這條東西連接線的文化價值，並用時空法式這把鑰匙，去解讀和闡釋其中包含的文化價值。

考古學資料表明，中國一萬年前已產生種植農業。這意味著彼時先人已初步掌握農業時間。而對時間的測定與規劃，則需要通過天文觀測，其方法包括《周禮》記載的「辨方正位」和《尚書》記載的「歷象日月星辰」。

「辨方正位」即在一塊平地上，直立一根表桿，以表桿的基點為圓心畫圓，日出與日入之時，表影與圓各有一個交點，將這兩個交點連接，即得正東西之線，再將這兩個交點的中心點與表桿的基點連接，即得正南北之線。

通過立表測影可以發現：正午時分，在南北子午線上，表影最長靠北，時為冬至；表影最短靠南，時為夏至。表影往返一次即為一個太陽年週期。春分秋分，太陽正東而起，正西而落。東南西北成為春夏秋冬的授時方位，衍生出東南西北即春夏秋冬、時間與空間合一的觀念。

在這套觀測體系中，表桿與以表桿為基點所畫之圓相疊加，構成漢字「中」的造型。漢字「中」表示的辨方正位定時的方法，對中國建築和城市以「中」字型布局產生了巨大影響。

「歷象日月星辰」則是通過夜觀星象來確定時間。在日落或日出之際，觀測二十八星宿和北斗的運行位置，可掌握更精細的時間，為農業生產服務。

「創建於中國古代晚期的都城，為什麼是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偉大見證，就源於這套時空體系。」王軍說。

古人以天干、地支表示方位，稱南北子午線、東西卯酉線為「二繩」。明清兩朝，春分在日壇祭日，秋分在月壇祭月，冬至在天壇祭天，夏至在地壇祭地。日壇、月壇的連接線與南北中軸線顯然取義「二繩」，其交會點在紫禁城三大殿區域，顯然表示後者為「中」之所在。

「二繩」及其交會點確定後，時空秩序就此排定，紫禁城乃至整個北京老城的規劃設計也就出來了︱︱比如紫禁城內，文華殿在東，因為東是春的授時方位，「生長之事，文也」，「文」關乎生長，合春生之義。而武英殿建在西邊，是因為西是秋的授時方位，秋氣肅殺，陽氣收藏，「收藏之事，武也」。清代天安門廣場兩側，禮部、戶部主萬民生養，在東邊；刑部主刑殺，則在西邊。又比如北京老城，朝陽門在東，是因為春時迎日於東。阜成門在西，是因為秋時萬物阜成。整個城市的空間安排井然有序，顯示出極為嚴謹的時空法式。

「就這樣，時間變成了空間的規劃師，不同的空間被時間賦予了不同的人文意義，成為知識與思想的載體。」王軍解釋，「一萬年前老祖宗馴化農作物的時候，這個知識體系就應該萌芽了，經過漫長歲月，表現在了紫禁城和北京城的空間裡面，非常偉大。」



嗜書如命 書是最好的朋友

走進王軍位於故宮南三所的辦公室，十平方公尺左右的房間幾乎被書填滿。書櫃幾乎將房間環繞了一圈，連窗戶都被遮擋了一部分。唯一一塊露在外面的牆壁上，掛著北宋天文圖和北京老城地圖。除了辦公桌和座椅，地上也見縫插針般堆著約一公尺高的書，書桌、書堆和書架之間，僅容一人勉強側身通過。

「這還都是家裡淤出來的，我這個人就是喜歡書。」面對記者的驚歎，王軍這樣說。

王軍用「嗜書如命」來形容自己，「打發日子最好的方法是讀書，書是最好的朋友」。

讓記者驚歎的不僅僅是書的數量，而是這些書幾乎都艱深難啃，沒有任何休閒讀物的氣息。而這，就是王軍這些年的日常閱讀。他從一般人望而生畏的十三經中，讀出了時空法式這把解讀中國文化的鑰匙。「太史公說『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天是什麼？天就是時間，人要怎麼活著？要順時施政，這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不是虛頭巴腦的東西，而是春天幹春天的事，秋天幹秋天的事，不能反過來。所以讀古書，你要進入那套知識體系，它的根基是時空的測定和規劃。」

他也從中讀出了深切的感動。「十三經我讀來讀去，感覺就是『活命』兩個字，那真是一種大愛，對痛苦的悲憫，對生和死的銳感，才會產生那麼偉大的知識和思想。」

王軍的日常閱讀書目還有二十四史等史書，諸多考古報告，以及前輩學人們的作品集，「都是帶著問題去讀」。

離開媒體前，王軍非常忙碌，但就在這段時間，他利用上下班坐地鐵的時間看書，讀完了全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不但讀，還拿筆勾畫，因為「不動筆墨不讀書」。

「每天上下班路上都特別開心，因為自己的好朋友在書包裡呢，一到地鐵裡就可以打開看。到站之後會覺得，怎麼那麼快就到了呢？」王軍回憶。他至今保留著在地鐵上閱讀的習慣。

那段時間，王軍還喜歡去北京市檔案館抄檔案，為自己的研究做積累。「我要求很低，一個禮拜有半天能夠在檔案館裡抄檔案，做自己的事情，就是幸福人生了。」這是他給自己定的「幸福標準線」，有時他發現自己「賺了」，因為一周能去抄一天甚至兩天檔案。

那時他開始涉足中國古代天文領域，艱深的經學也曾讓他茫然無措。「我真的是琢磨了好幾次，哎呀，太難了，要不下輩子吧。但後來還是不知不覺就被它巨大的魅力給吸引進去了。」

新華社港台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