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來乎，
悲來乎。
主人有酒且莫斟，
聽我一曲悲來吟，
悲來不吟還不笑，
天下無人知我心，
君有數斗酒，
我有三尺琴，
琴鳴酒樂兩相得，
一杯不啻千金鈞。

這首〈悲歌行〉，是李白的名詩，寧靜淡泊的心志，天馬行空的詩意，雖言「悲來乎」，但絲毫不沈溺自我感傷之中。

十九世紀末，一位德國詩人漢斯．貝特格出版了一本唐詩的德譯本，題為《中國笛》，八十多首詩中，〈悲歌行〉也是其一。但與其說貝特格翻譯了唐詩，倒不如說是「翻作」來得恰當。

金杯裡斟滿了美酒，你示意我！飲盡吧！

呵！且慢、且慢，

聽我席上歌一曲，

讓我的憂傷激盪在你心底，應和你的鬨笑，

然後喜悅的情和歡樂的歌都枯萎凋零了。

生是黑暗，死亡也是黑暗。

李白詩中對現世喜樂的豁達人生態度，到了貝特格筆下變為抑鬱沈重，甚至生死與黑暗，好像人世不可解的命運在內心緊緊糾纏。

大作曲家馬勒，將這首詩譜進了他的聲樂交響曲《大地之歌》的第一樂章〈詠大地悲涼的哀歌〉。如果，貝特格的詩譯完全忠於李白的原作，或許就不能如此強烈的吸引馬勒了；譯文中沈鬱迫人的氣息才能直指馬勒靈魂深處，觸動了他的傷懷。

一八六○年出生猶太家庭的馬勒，處境十分艱困，就像他自己說的：「在奧地利人中，我是波西米亞人；在德國人中，我是奧國人；在世界的人類中，我則是猶太人。」這種無根的漂泊感，一生都如影隨形，帶給他極度不安。

雖然馬勒的音樂事業算是成功，他五十四年的生命中有很大的成就。然而在現實的人生舞台上，他卻是一個充滿悲劇性的人。

家人的驟逝、早夭，使他從小就經常面對生離死別的場面，而因為他無法參透死、生，又使他產生了更大的心靈動盪。

所以就在一本名為《中國笛》的抒情詩闖進了馬勒的內心，那憂思愁緒立刻引起了馬勒的共鳴：「我聽到了一種震動悄悄的盪開，那是纖細抒柔的音響，有著憂愁和謎一般的奧秘……充滿意象的文字中，我窺見神秘之美。」

馬勒選了七首詩，譜成六段音樂，李白的〈悲歌行〉就是第一樂章〈詠大地悲涼的哀歌〉；採用王維的〈送別〉和孟浩然的〈宿業山房待丁大不至〉（一為「別友」，一為「待友」）作成第六樂章也是最終樂章的〈告別〉。

第二至第五樂章馬勒的標題分別為：〈秋的寂行者〉、〈青春素描〉、〈美和春的醉漢〉，歌詞源自「貝特格詩中所謂譯自錢起的詩和李白的詩」，但對照其中文，除了有「春醉起言志」的瀟灑自得情狀外，其間或有一些江南麗日薰風的背景，或有如東方佛塔的趣味渲染。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呢？原來貝特格的翻譯是根據早已流傳的唐詩德、英、法譯著為藍本，它的形式體裁已十分自由，嚴格說來，它並不在於忠實的介紹唐詩，詩人只是藉此抒發世紀末的情感意念。

無論如何，這些詩已深深的攫住馬勒的心。其實，他不是一個信仰篤定的人，因為對猶太教心存懷疑，而皈依了基督教，但終究改變不了他的猶太血統，這種否定的「厭世觀」，使他在宗教中無法尋求救贖，轉而傾向尼采永恆的「回歸觀」，而與東方的輪回、轉世、靈魂不滅有微妙的契合。

在《大地之歌》的〈告別〉這一樂章，孟浩然的原詩是在日暮之際，抱琴獨坐山房待友人來訪，但馬勒將它當作為了道別而來，因此接王維的「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的朋友，好像厭世的獨行者，告別是為了歸返大地去安身。

最後的歌詞是：

我再也不浪遊遠方，我身心具疲，大地恆久，白雲常新，我再也不遠遊。當春天再來，摯愛的大地將再見綠意，遙遠的天際也會是一色湛藍，永遠亮麗，永遠……永遠……

歌者連唱七次「永遠」，樂曲靜靜的終止。

與其說是傷友別離，毋寧說是歌頌大地生生不息，馬勒身為藝術家，已經在音樂的救贖中掙脫死亡的桎梏，最終樂章是長長的慢板，沒有「死」的恐懼，取而代之的是莊嚴的樂音湧現，達到參悟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