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出谷司馬
在貴州西北與雲南東北一帶，住著一群自稱為「阿卯」的族群，他們在族群的分類上被畫歸為苗族，一般稱之為大花苗族。大花苗族至今仍使用一種特殊的拼音文字來拼寫他們的語言。由於他們都認為，這是一位曾在大花苗族中傳教的柏格理（Samuel Pollard）牧師所發明的文字，所以後來的人都稱這種文字為「柏格理文字」。
對現代社會來說，有文字沒什麼了不起，但是對於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漢族社會仍有許多文盲的情況下，一個少數民族的文字被創立、使用，甚至讓大部分的大花苗民都能識讀此文字，確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也由於柏格理文字易學、易懂，它被傳教士用來拼寫其他包括東傈僳、諾蘇、臘卡、葛潑等民族語文，並以此來翻譯民族語文的《聖經》。
柏格理牧師曾在日記中寫道，希望藉由苗族文字的創立與苗語《聖經》的翻譯，「讓這些信徒盡快地自己閱讀上帝賜給祂百姓的書信，以及祂獨生愛子的故事」。於是，柏格理牧師先請苗族知識分子楊雅各擔任自己的苗語老師，然後找來精通英文的漢族傳教士李司提反、鍾煥然，並協同苗族的楊雅各、張約翰、王道元等人，共同創制這套被稱為柏格理文字的大花苗文。
大花苗族相信原本他們是有文字的，只不過在遷徙的過程中丟失了。因此，這種被稱為「失書」的歷史記憶，便留下了「將來有一天，會有外國兄弟為我們帶回文字」的傳說。謝世忠說，文字象徵的是一種權力，而這個外國兄弟帶回文字的傳說與柏格理創立文字互為因果，滿足了大花苗民對文字的想像，也成為他們重新找回「失去的讀寫能力與話語權力」的表徵。
其實，像這類「文字不見了」的失書傳說，在中國西南，甚至世界上許多少數民族的歷史記憶裡都有。不管是被吃掉、被沖走、被背叛，他們總是認為自己的文字是在不情願的狀況下不見的。
斯科特（James Scott）認為，這種「失書理論」帶來的無可奈何，其實是弱勢族群用以建立自己與強勢有文字族群之間區隔的一道防線；他們使用另一套文字系統，則是為了滿足他們不被強勢族群統治的一種想望。不過，話說回來，在那個連漢族識字率都極低的年代，少數民族即便有文字，可能也是極少數的人才懂。而在遷徙或因外族入侵，甚至連年的征戰中，萬一識字的少數階級死了，民族文字就真有可能會不見的。
無論如何，柏格理文字成為當時普及教育與傳播文化的一項重要媒介，將柏格理所傳教的石門坎區域建設成為一個「苗族最高文化區」，柏格理文字確實功不可沒。就連史學家勞幹也肯定了柏格理文字的設計方向；民族學家芮逸夫在川南進行苗族調查時，也認真與當地知識分子討論柏格理文字可以改良的方向，時至今日，這套拼音文字仍被許多的苗族朋友所學習與使用。可見，柏格理文字的影響，絕非僅止於那個山坳裡的石門坎教會而已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