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照
杜甫比李白小十一歲，他是西元七一二年出生，七七○年去世。雖然只有十一歲的差距，但放進唐朝歷史中來理解，卻可以看出極大的差異。關鍵就在西元七五五年爆發的「安史之亂」。那年對王維、李白來說，都已經過了創作的高峰期，雖然他們的生活必然在大時代中動盪，卻對他們的詩風與詩作沒有那麼大的影響。
亂後六年，王維去世；再一年，李白也辭世了。他們都沒有看到亂平之日，沒有體會到被這場戰亂徹底改變後的那個社會。杜甫不只晚生、晚死，而且在詩的創作上他又晚熟，因而戰亂直接衝擊了他的創作，逼著他重新思考如何寫詩，如何以詩的形式反映這前所未見、甚至完全不在原本想像範圍內的劇變。
在唐代社會中，李白是一個從邊陲蹦出來的野人，沒有什麼來歷，同時也就沒有什麼包袱，因此他才會如此投入於求道求仙。杜甫不一樣，他有著明確的世族背景，祖父是杜審言，家世可以上溯到魏晉時的經史大家、注《左傳》的杜預。杜甫曾自嘲是「腐儒」，那是過氣了、沒落了的襄陽杜家餘緒。
家世加上經歷，使得杜甫寫出了和李白很不一樣的詩，或者該說，使得杜甫無法寫像李白那樣的詩。杜甫很佩服李白，態度上近乎崇拜，曾寫過十幾首和李白有關的詩。相對地，李白作品中和杜甫有關的就少得多了。最有名的一首是〈戲贈杜甫〉，裡面有兩句：「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說你老是那麼瘦，就因為寫詩寫得太辛苦了啊！
話中對比，李白自己恣意縱橫，杯酒千句，愛怎麼寫就怎麼寫，連詩律規範都不信、不守了，杜甫卻是為了詩吃不下飯，認真思索、左右推敲。一個享受詩，一個為詩奉獻。雖然杜甫恨不得自己也能像李白一樣，但性情、風格就是不同，也因此在他手中得以開創出唐詩的另一座絕頂高峰。
「太瘦生」的杜甫活得很辛苦，他自言「少小多病，貧窮好學」（〈進封西嶽賦表〉）。稍長後去長安，考試沒有考取，轉而到山東、山西、河南一帶遊歷，在這段時間遇見了李白、高適。
在這些當代大詩人面前，他深覺自己缺乏寫詩的天分，沒辦法將詩寫好。李白是大才，高適也是帶有傳奇性的創作者，他很晚才開始用心寫詩，但一寫就寫出了一連串人人傳頌的作品，可見他也有很高的天分，不是靠琢磨苦練來寫詩的。
李白、高適寫詩的風格是天成的，是學不來的。可憐的杜甫在他們的陰影下，既無功名，也得不到詩名，一度到了東邊，混跡齊趙之間。
三十四、五歲時又回到長安，客居長安十年後，「安史之亂」爆發了。在戰亂中他的小兒子活活餓死，給他留下了照顧不了家庭、愧疚又悔恨的深深創傷。
世家的背景使得他無法像李白那樣不在乎、不重視家庭，讓兒子餓死對他是極大的恥辱。大部分的人在這種狀況下就無法寫詩了吧，但杜甫反而在詩中找到了能夠紓解悲哀痛苦的慰藉，因而他就將這些詩中原本沒有的內容，將前人不覺得可以入詩的內容，都寫進了詩裡。
能有這樣的突破，也是因為年輕時杜甫已經將詩的體例規範所需要的技術都反覆練習、培養好了，即便是最痛苦、最荒蕪、最激動、最深刻感慨的場景都難不倒他。於是原本短小拘束的詩，在杜甫手中竟能夠寫戰亂、寫社會、發牢騷、發議論。像是他的〈羌村三首‧其一〉：
崢嶸赤雲西，日腳下平地。
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
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
鄰人滿牆頭，感嘆亦歔欷。
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前面先講自然，西邊崢嶸山景的上方有紅色的雲，那是日落黃昏時。這裡故意用最平俗的語言形容「日腳下平地」。
很平常的一個黃昏，一扇平常的柴門前，鳥雀叫了起來，因為有人來了。來的是誰呢？是遠從千里之外回來的我。
這是件多麼不尋常的事！妻兒看到我的第一個反應，甚至不是高興，而是「怪」，嚇了一跳！
分別太久了，以至於根本不覺得這個人還活著，不相信還有可能再見面。「驚」魂甫定後，終於相信這是事實，才又感動、又慶幸、又想念地流下淚來。
從這樣的親身經歷，體悟了這是什麼樣的時代！飄蕩無家，死在外面成了常態，能夠活著回到家裡，反而是偶然難得的。
的確難得，不只妻兒沒有預期，鄰居也都當成了奇觀，忍不住好奇來看，在牆外站滿了。
到了夜裡，點起蠟燭來，在燭光搖曳掩映下，原本確認的事實似乎又沒那麼牢靠了，和妻子兩個人相對，恍惚覺得這是在夢中吧！
（遠流出版《不一樣的中國史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