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復（國立宜蘭大學博雅學部教授）

「正是開蘭第一人」其義理要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否則早在清朝乾隆三十三年（1768）漢人林漢生率領佃丁企圖開墾噶瑪蘭，卻被殺害；乾隆四十一年（1776）林元旻由烏石港北端的河流上溯侵占淇武蘭，這是漢人首度開墾蘭陽平原最早的紀錄，不稱他們是「開蘭第一人」，卻把開蘭先賢的地位推尊給吳沙，顯然在中華文化的脈絡中，人平生行事更需要有德性的意義，否則吳沙斷不會被後人如此稱許。

在他退回三貂嶺前，他的弟弟吳立已被噶瑪蘭人在衝突中殺害陣亡，他卻不念舊惡，幫忙各社人民治病，後來他盡量避免再和原住民有任何摩擦，嚴令禁止自己的隊伍中有人私墾，採取集體開拓的辦法，將墾民組織成隊，十數人為一結，數十結為一圍，編組出嚴密有系統的開墾群體，不到一年就開墾幾十里，開發出二圍與三圍。

嘉慶三年（1798）他生病過世後，由侄子吳化繼位繼續開墾，雖然吳化是蘭陽平原最主要的開墾者，漢人使用各種欺壓的手段侵占噶瑪蘭各社人民的土地，遭到各社人民的猛烈回擊，並在嘉慶七年（1802）爆發漳泉械鬥的內部利益衝突，這都可反過來看出吳沙採取和平開墾策略的難能可貴。

解嚴後30年來，台灣長期受困在族群議題的衝突中，這裡面有兩個值得關注的現象：首先，原住民各族群的權益獲得高度重視，這是相當令人鼓舞的事情，有益於伸張族群正義；不過，漢人各族群的文化卻相對受到高度壓抑，使得年輕人對自身傳統不再有認識，導致文化出現斷層，先民的智慧無法獲得傳承。這兩者本來不是對立的族群議題，卻常被政治人物利用來挑撥族群對立並從中獲利，其作法甚至在延續著早年械鬥的格局，讓漢人各族群都被撕裂，弱勢族群怯於承認自己對文化的整體認同。

當我們從兼容並包的角度觀察蘭陽平原的開墾史，就不應該留戀族群後設概念，只認知存在「閩粵漢人對噶瑪蘭人的掠奪」；或無視噶瑪蘭各社人民的苦難，只訴諸漢人的主體意識，應該承認不同社群有不同具體利益，令當年彼此對「土地到底屬於誰」產生競爭，誠如謝金鑾在《蛤仔難紀略》說：「夫君子之居官，仁與智二者而已。智者慮事，不在一日而在百年；仁者之用心，不在一己之便安，而求益於民生國計。倘敬事以愛民，蛤仔難之民，則堯舜之民也，何禍端之有？」吳沙展現的「仁」與「智」，使得他不只照顧各地域漢人，更照顧噶瑪蘭各社人民，這種仁智雙全的胸懷，值得我們後人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