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雲大師

朱斐（一九二一～二○一五），江蘇蘇州人，又名「朱時英」。曾在日本長崎高等商校讀書，故擅長日本語文。

朱斐居士和我的交往，我們是不打不相識，最初的因緣是我在台中編輯《覺群週報》。那時我住在中壢，不方便常到台中，於是寶覺寺的林錦東就把《覺群》，轉請在台中圖書館，擔任總務主任的朱斐居士來負責。

《覺群》是太虛大師創辦，旨在改革佛教的雜誌，由上海市佛教會祕書大同法師，將這份雜誌從上海帶來台灣。一九四九年，朱斐居士接辦《覺群》時，請李炳南居士擔任社長。第一版上面就聲明，以後《覺群》要弘揚淨土法門，以紀念印光大師。我在中壢圓光寺看到這則啟事，深不以為然，就寫了一封信給他，說明這一本雜誌是太虛大師創辦的，怎麼可以改成紀念印光大師呢？像張家的祠堂，你怎可以隨便就改為李家的祠堂？

長期供稿 時相往來

他隨後，就把我的信件刊出，並且說我不贊成淨土法門。其實我一生，打佛七約有百次以上，再加上早晚念佛、週六共修，那就更多了。我是倡導「禪淨共修」的人，主張「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禪淨共修」。為此招來台中那許多念佛人士的反目，說我反對念佛，增加了我在台灣弘法的困難。

後來，《覺群》停刊，改發行《覺生》，兩年之後，又另創《菩提樹》。這就是在台灣發行多年的《菩提樹雜誌》的來由。

那時在台灣，可以為雜誌供稿的人不多，朱斐居士發行《菩提樹》時，剛好我在新竹青草湖「台灣佛教講習會」上課，利用課餘時間學習日文，就試著翻譯日本森下大圓的《普門品講話》，當時的學生聖印法師為我謄寫，投稿到《菩提樹》，朱斐居士在第一版刊登，對我表示善意。日後我就成為《菩提樹》的長期作者。

在他多年發行的《菩提樹》，可以說每一期至少都有我的一、兩篇文章，我不但幫他寫稿、邀稿，甚至幫他推銷、發行。我和朱斐居士也時相往來，成為很好的道友。我到台中，他都把房間讓出來給我居住。

朱斐居士是跟隨台中蓮社李炳南居士，他們都是印光大師的信徒，在台中弘揚淨土，提倡念佛，非常盛況。因為這樣的關係，我有時到台中慈善寺、慎齋堂講經，李炳南居士都會在座，當然在佛學精通的大德長者前面，自覺不夠條件，我就請李炳南居士不要來聽我講經，但是多年當中，我也多次到台中演講，他每一場必定在座。我非常尊重李炳南居士，他對出家人也非常尊重，大家都友善往來。

思想不同 仍保友誼

我雖在宜蘭主持念佛會，但是我不專弘揚淨土，因此興建佛光山時，我就主張八宗兼弘，我不願意成為某一宗、某一派的弟子、傳人，我覺得佛陀的弟子，就佛弟子就好了。

朱斐居士和我在思想上有些差異，他說：「你們是法師，最好在寺內修行，由我們信徒供養。在外弘法的工作，就讓我們信徒去衝刺就好。」我覺得這種思想太過偏見，等於是乞丐趕廟公。所謂「佛法弘揚本在僧」，這是太虛大師的名言，何況佛經裡也經常提到「僧住則法住」，假如僧團沒有弘法的功能，那麼僧團的作用是什麼呢？僧眾要弘揚佛法，信眾要護持佛法才是，他卻反其道，認為出家人應該在寺裡苦修，弘法讓在家居士從事，所以對於朱斐居士的這種想法，我不能認同。雖然在其他方面我們都保持友誼，但是思想不同，各有認定。

為教貢獻 緬懷道友

再者，他每年都辦結夏安居供僧的活動，每次都有幾十家寺院安居，他的《菩提樹》都會發心供養。我說：「我們佛學院辦教育，長年累月的，一年到頭都跟安居一樣，為什麼不算是在安居？」

他認為辦佛學院與佛法無關，只有安居才是佛法。我們有許多的認知不同，不過，我認為「同中存異，異中求同」，同與不同，就不要太過計較，不必為了思想不同，就不相來往，那又何必呢？

由於朱斐居士也算是我的老友故人，尤其對台灣佛教文化有非常重要的貢獻，所以寫到此，對於這一位同為宣揚佛教而努力的道友，倍感懷念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