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野

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台灣掀起了教育改革的浪潮，我是當時極少數屬於教育體制內培養師資的台灣師範大學畢業的支持者，所以在當時的改革陣營中我是一個異類。後來師資的來源終於從原有的師範體系改成另一種師資甄選，但是隨著台灣出生率的下降，學校招不到學生，流浪教師愈來愈多，這個改革似乎也沒有得到多大的讚美。雖然經過了多年的風風雨雨，大家都說教育改革愈改愈糟，但是我覺得還是要回到當年主張改革的初衷，也就是回到人什麼要受教育？孩子為什麼要上學。

我從師大畢業後被分發到台北縣半山腰的五股國中，在整個大台北地區來說，是一個相對弱勢貧窮的學區，學生有一半是家長務農的子弟，有一半是來自家長官階不高的眷村子地，還有家長是住在海邊違章建築裡的難民的子弟。我當時是全校第一個來自師範大學的實習老師，滿懷教育熱忱開始用自認為最好的方式，展開我的教育工作。雖然我被分配當導師外，還要教國一（七年級）的數學和國二（八年級）的化學，而且也要面對能力分班的問題，但是我在有限的資源和時空裡做了最大的整合和分配。

針對導師班，我先建立圖書室鼓勵課外閱讀，公民課我不訓話鼓勵孩子辯論，我組織籃球隊和其他運動隊伍，每到周末周日我帶學生去爬學校後山，接近大自然抓蝴蝶做標本，吹著山風討論數學。我的教學方式也很輕鬆，有一次在上化學課前我先教學生唱英文歌「離家五百里」，然後我就開始原子核和質子，中子電子的關係，用家和家人的關係講解帶正電或是負電的離子。

針對能力分班的化學課我採用兩套教材，難的和簡單的，在要被淘汰的班級我教簡單的，但是也把難的發給同學，讓那些想力爭上游的同學有機會學習，我開放時間讓他們來問我問題。我還回到師大借了很多教學影片包括性教育影片。找機會放給學生看。看到我那麼熱情和拚命，坐在我隔璧的老師指著外面留著長髮抽著煙的人說：「這就是這些孩子將來的模樣，沒有希望的。」

三十年後我遇到了當年我教過的孩子們，他們就和其他學校畢業的孩子差不多，有的當了醫生、大學教授、工程師、台商、攝影記者、公務員。當我們聊起那段相處的學校時光，一個工程師說，他會帶他的孩子上山捉蝴蝶是因為受到我的影響，一個大學教授對我唱著一首用聖誕歌改的化學元素，說我上課第一天就教他們唱的。一個台商說最難忘的就是我在教室放性教育影片時，大家都去把窗簾拉起來，以為是要集體看A片。還有一個拍紀錄片的學生說起我帶他們在大雨裡打籃球，被家長來學校抗議的事情。還有一個女生原來是被分在後段班的，她說他很感謝我沒有放棄她們，把那一份教前段班的教材給了她們。我想起了這個學生，她常常在下課來找我問問題。他們記得的都是這些會改變他們觀念的和印象深刻的有趣的事情。

這就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教育，我先用自己的熱忱來感召學生，讓他們看到什麼是熱情什麼是生命。我強調學習的公平性和學生的自主和互動性。我也強調知識是可以跨領域的，文學、音樂、科學、體育，每種知識都不是單一存在的，我要讓孩子對各種知識都感到新鮮和好奇。

別忘記，每個孩子出生後都是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的，教育就是要延續和滿足他們這份對外面世界探索的心，偏偏我們過去的教育全都是朝著相反的方向進行，用無窮無盡的填鴨、補習、考試、體罰，消滅孩子對外面世界和知識的好奇和探索，讓學校像軍隊和監獄一樣限制綑綁了孩子們原本可以飛翔的心靈。這就是當年教育改革會受到家長們的支持的原因。（本專欄每周一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