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出谷司馬

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庫房裡，留有數千張一九二○至四○年代中國大陸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的調查照片，拍攝地點涵蓋了東北與南方的浙江、廣西、湖南、貴州、雲南、四川、西康等地。這些照片中，常會看到調查者拍攝同一人物的正面及側面照片，有的甚至還加上背面照片。這種照片，通常稱為「體質調查照」。

在前兩次的專欄中，我們介紹了體質人類學引進中國的目的與過程，也介紹了曾由吳定良領軍卻曇花一現的中研院「體質人類學研究所籌備處」。前面提到的體質調查照，就是在這個過程中的拍攝成果。

體質調查的範圍很廣，包括了身高、體重、頭髮與眼珠的顏色、頭骨形狀及血液樣本的採集。因此在調查過程中，人體、臉部或頭部的測量尺，眼色表、皮色表、髮色表跟照相機，自然都是不可缺少的裝備。在還沒有發現DNA的年代，這些體質調查已經涵蓋了大部分可作為族群區分依據的資料。

事實上，在吳定良學成歸國之前，包括凌純聲、芮逸夫，以及本專欄介紹過的那些在華進行體質人類學研究的國外學者，如鳥居龍藏、史祿國等人，都在民族調查中帶入體質調查。

而在當時的人類學研究方法中，又可以概分為「文化人類學」與「體質人類學」兩類。簡單來說，研究服飾、家屋、語言、風俗習慣的人類學調查屬於前者，當代也常把「文化人類學」稱為「民族學」，用以區分以體質為主體的「體質人類學」。

當時，大部分的少數民族對於這些新穎的器材與學科都是陌生的，甚至還帶著一些恐懼，在照相機還沒有那麼普遍的時代，對於拍照也十分抗拒。因此，當我們在整理這批體質調查照片時常會發現，大部分受試者的表情都是緊張而嚴肅的。

為了鼓勵村寨居民前來接受調查，研究者還會拿禮品餽贈村寨頭人，鼓勵寨民接受調查。例如，史語所研究員陶雲逵在進行貢山俅人（今稱為「獨龍族」）體質調查時，遇到願意帶寨民來進行測量的頭人，都會贈送他們國旗一面作為答謝。

這一面面的國旗不單只是禮物，更象徵國家統治權所及範圍。國旗的授與成為一種榮譽的象徵，也符合當時政府欲將統治權力延伸到邊疆地區的想望。

如今，再回頭看這些拍攝於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體質調查照片，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張張臉龐的影像，更是伴隨體質人類學家走入邊疆的歷史軌跡。這些看似嚴肅甚至面露驚恐的照片，不僅成了珍貴的研究素材，更見證了當時學術、政治與族群互動的多重層面。

雖然，現今體質人類學已經不再運用這些方法進行體質調查，然而在數位科技發達、生物技術進步、資訊流通迅速的時代，我們又該如何思考調查者與被調查者之間的關係？當中的權力關係是否對等？研究倫理是否能夠在彼此尊重與理解的前提下，進行跨文化的對話？

透過這些老照片，或許可以讓我們有更多的討論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