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出谷司馬

最近，台灣某大專院校體育類系所傳出在違反學生意願下進行抽血研究，鬧得滿城風雲。在諸多報導中，一直反覆出現「研究倫理審查」的字眼，不免讓讀者好奇到底研究有什麼倫理？又到底需要審查什麼呢？

研究倫理審查制度（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簡稱IRB）是發源自美國的一種研究體制，意旨在要求研究者對人類進行學術研究時，必須顧及受試者的權益與意願，同時受試者必須了解研究內容為何。

IRB制度的建立背後，有著一段令人難過的故事。

美國公共衛生局於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七二年間，對住在阿拉巴馬州塔斯基吉市約六百名弱勢非裔男性進行了一項梅毒研究。最初的目的，是觀察未經治療的梅毒在非裔男性體內的自然病程；然而研究者對受試者謊稱他們正在接受治療，實際上給予的卻是俗稱「安慰劑」的無療效物質。

這件事在一九七二年經吹哨者曝光後，受到輿論大加撻伐，也因此在一九七四年催生了IRB制度。直到今日，這樣的研究倫理審查不限於醫學研究，即使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同樣必須受到IRB制度的監督。

然而，回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大陸，因受到西方人類學的影響，也吹起了一陣「體質研究」的風氣，並在邊疆地區進行了多次的體質調查，包括人體的身高、尺寸與器官的顏色、形狀，當然也有近來沸沸揚揚的抽血與血型檢測，蒐集了大量調查資料後再以統計方式加以分析。

儘管當時並沒有什麼研究倫理意識，但是卻有一個更高的「人種改良」目標在推進著體質研究的發展，甚至幾乎催生了一個獨立的體質研究機構。

中國的體質人類學概念，最早是由外籍學者引進的。包括本專欄曾經介紹過的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以及俄籍學者史祿國，都是這方面的專家。當時，能夠調查的對象除了學校的學生、軍隊的軍人或是監獄內的囚犯之外，邊疆的少數民族也是相對容易進行調查的對象。

而當他們在中國進行人種調查研究時，也將許多體質調查的方法帶進了中國學術界。後來，許多中國人類學家學成歸國，練就了一身體質調查的本領回國貢獻，像是凌純聲先生留下的這張體質調查照片，就代表了典型的體質研究方法在中國人類學界的樣貌。

一九四三年，正當對日抗戰打得如火如荼之際，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中正，發了一封電報給當時的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他認為，中華民族的素質落後於世界列強，從生物基礎、營養環境、文化環境到地理環境，都是影響國人體質落後的原因。因此要求朱院長帶頭，集合國內各個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改良中華民族，希望透過「人種改良」提昇國人素質，「強種」以「強國」。

這裡的素質，主要指「體質」，也就是體質人類學所強調的重點。

然而，蔣中正期望的人種改良，在當時眾多的研究機構中，似乎沒有哪一個機構可以完全滿足他所提出的目標。於是乎，一個隸屬於中研院的「體質人類學研究所籌備處」，就這樣應運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