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愛倫

二○二四年底，她訊來：「先生中風，找不到一個講話的出口。」我回以：「嚴重嗎？嚴重嗎？先抱抱。有人陪妳嗎？」「姐，我在開車，一直哭得看不到前面的路。」當晚我又給她一帖祥符：「你有我，不要怕，我隨時都在。」

眼淚汪汪的汪玲玲，是我在扶輪社演講時認識的朋友，我們不是一下就走得很近，兩、三個月見一次面罷了。後來相互承認，兩人之間的互動從不形成打擾，也不至於一廂情願，完全是同頻共振的感覺。

吳瑞隆是太太閨蜜們口中的老爺，他在揪群去土耳其旅行的前四十八小時中風，其他人還是得出團，但是每天輪流電話問安。就是因為一群重要姐妹不在，我順勢遞補換手，成了當時六神無主的汪玲玲，最近的一個後援部隊。

沒有子女或手足不親的中年之後，尤其需要「無血緣」卻有「一等親」重量朋友的支持；玲玲和我有這方面尋親依親的誠懇。

朋友們自土耳其回國後，曾開養生館的Grace三天兩頭到醫院幫老爺按摩。東京銀座的老闆，一周數次送清淡日本料理到病房幫病人補充高蛋白，護理站都賀喜老爺養病如度假。

瑞隆生病，「一等親朋友」陸續展現「異姓家人」的意義。可是此刻的老爺，感情脆弱，多愁鬱悶，動不動就落淚。他躺在病床上的初期「很不乖」，面對太太要求他按時復健的好言相勸視同虐待，玲玲常委屈躲在病房廁所哭泣，最後她有了自覺～必須尋求心理諮商。

醫生的答案有幫助：正常人是生活情感結合在一塊，但是隆老爺中風腦傷，造成感覺直線區隔，也就是情感歸屬在太太，生活依賴在外籍看護，以致出於本能，他像小孩一樣會在意看護的臉色，卻會對愛妻擺臉色。有了這層理解，玲玲對隆老爺加倍心疼，覺得自己有責任給他更多的安全感。

台灣的醫療制度，病人不得滯留病房超過三十天，所以初開始的每個月，玲玲除了清晨出門，夜間返家，還要月月安排轉院，這樣的遷進遷出，不是容易承受的勞心勞力；但是這些辛苦，在先生第一次說：「對不起拖累到妳了」，立刻讓玲玲破涕為笑，覺得幸福又回來了。

經過種種煎熬，有一天，當平躺在床上的瑞隆，用盡全力，只不過是把左腳膝舉起來，在他身後握拳喊加油的玲玲，瞬間淚水潰堤！拄著拐杖可以緩慢行走之後，瑞隆現在願意陪著太太出門赴約，才幾個月時間，相片中的他，已有明顯的差別。

女生們陪玲玲的重要形式，就是到李家陪老爺玩玩跳棋、象棋，有人下錯棋，問老爺：「我可以換一步棋子嗎？」老爺說：「妳又沒中風，我為什麼要讓妳？」把大家笑暈了，能拿自己的病況開玩笑，玲玲開始輕鬆了，正逐段恢復個人的生活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