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記者王京雪

學術界對喪親之痛的探究已逾百年，但2020年，李昀鋆完成博士論文《父母喪失、追尋意義和身分改變》，還是中國大陸首個對年輕喪親子女的質性研究。



少有人知道，喪親之痛──伴隨喪親而來的哀傷，也是一個學術研究課題。曾經，李昀鋆對此也一無所知。直到母親的驟然離世，讓她成為一個陷入哀傷的年輕人，又成為一個研究哀傷的年輕人，並因此，遇到同樣在哀傷中的年輕人。

時間治癒不了一切

人生的變故發生得太快了。

二○一四年夏，正在教室自習的李昀鋆接到母親中風入院的電話，匆匆趕往醫院。四天後，她失去了母親。

接下來的事，都發生得太快了。母親的遺體被推出來，她俯下身，按母女倆的習慣，親了母親四下，額頭、左頰、右頰和嘴唇。

火化爐開啟，她親手把母親的遺骨拾起，裝入骨灰盒。那時，這個二十一歲的女孩好像比大部分同齡人更鎮定、更知道該做什麼。

從本科到研究生都攻讀社工專業，李昀鋆做過各種實習，包括去醫院做安寧療護義工。專業訓練讓她從不吝於表達愛意。母親生前，李昀鋆常常親她、擁抱她。母親臨終時，她像安寧療護義工培訓時教的那樣，跟昏迷著的母親講了許多話，道謝、道愛、道歉、道別。

葬禮上，李昀鋆哭得撕心裂肺，「沒有壓抑，有意識地去宣洩」。她想，接下來，自己會逐漸從悲痛中走出，「正常」地生活下去，就像人們說的那樣，時間能治癒一切。「我真的以為會這樣。可等葬禮結束，卻發現整個事情都跟我想像的不同。」

外人眼裡，李昀鋆很快放下了悲傷，繼續在復旦大學的碩士學業，開始忙著申請讀博。但她覺得自己快「瘋掉了」。思念隨時襲來。她爬樓梯爬到一半，會哭；騎車去教學樓的路上，會哭；拿起手機，想到打不通母親的電話了，會哭；晚上遲遲不敢回宿舍，在校園裡逛來逛去，找沒人的角落偷著哭……「沒有人告訴過我，失去親人的生活是這樣。」

她向家人傾訴，但每個人都勸她放下。父親開始相親，所有人看上去都已釋然，只有她放不下也不願放下。她感到困惑：為什麼自己這麼難過？為什麼痛苦這麼漫長？自己是不是不正常？「我一直在想我要哭多久。也許是二十一年，因為她養了我二十一年。」

碩士畢業後，李昀鋆到香港中文大學讀博士，計畫做長者群體的研究。入學後選導師，她在學院官網上找做相關研究的老師，看到陳智豪教授的研究領域裡，有個從沒見過的英文單詞：bereavement。「我打開詞典，一查，『喪親』。哐︱︱地一下就哭了。」她用物體撞擊的擬聲詞，形容那個落淚的瞬間。

那是李昀鋆第一次知道，原來喪親也是社工的研究領域，而她的難過、痛苦等情緒在這個領域有專屬的名字：grief，「哀傷」。

她不打算做這類研究，「害怕觸動自己」。她選陳智豪做博導，但只跟他聊長者研究。對於隱藏喪母之痛，她已經駕輕就熟。

入學後第二學期，陳智豪給本科生講通識課《與哀傷共存》，李昀鋆是助教。

課上，陳智豪說：「哀傷就是愛，你愛一個人多久，就會哀傷多久。」

那一天，李昀鋆從課上哭到課下，坐校車離校時還在哭。「這句話給了我很大的釋放。原來我的哀傷不是有問題，是對我母親的愛。」

被遺忘的第一次

其實，學術界對喪親之痛的探究已逾百年。一九一七年，著名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弗洛伊德在《哀悼與憂鬱》中提出「哀傷工作」理論，主張喪親者需要撤回對逝者的情感依賴，從喪親之痛中恢復。作為哀傷研究的奠基性理論，這一觀點影響深遠。

此後，學界對喪親與哀傷的研究不斷發展。國外學者逐步形成一個共識：哀傷是高度個別化的過程，喪親者應有「哀傷權」，以自己的方式和節奏表達哀傷，並獲得社會的承認與支持。

研究中，李昀鋆留意到一塊空白。檢索中國大陸地區的哀傷研究時，她發現相關文獻數量有限，且多聚焦汶川地震倖存者、失獨老人等群體，幾乎沒有對年輕喪親者的關注。

然而，經歷父母離世的年輕人遠比人們想像得更多。參照西方數據，李昀鋆推算，這一人群約占年輕人群的百分之三點四至百分之十一。他們尚未完全獨立，處於人生發展和建立身分認同的關鍵期，對死亡缺乏心理準備，是哀傷調適困難的高危群體。

李昀鋆指出，如果缺乏死亡教育，這些年輕人往往在毫無準備下，遭受人生中最初、也最沉重的離別。他們對自己強烈的哀傷手足無措，同齡朋友沒有相關經驗和知識，不知道怎麼回應，社會支持也十分有限，令他們倍感無助。李昀鋆將這種狀況概括為：「被遺忘的『人生第一次』。」她想關注的正是這種「第一次」。



與哀傷共處的「我們」

從二○一七年八月至二○一八年九月，李昀鋆完成了一百零六次對中國大陸地區喪親者的訪談。隨著選題範圍的聚焦，其中四十四位經歷父母離世的年輕人成為她博士論文的書寫主體，包括三十三位女性，十一位男性。

他們多為獨生子女，在十至三十歲間經歷了父母的離世──二十七位父親離世，十五位母親離世，兩位雙親離世。接受訪談時，最年輕的十九歲，最年長的三十四歲，平均喪親時間五點三七年。

母親過世後，李昀鋆總覺得自己是個孤獨的「異類」。現在，她遇到了四十四個「同類」。她曾迫切地想了解其他人怎樣處理自己的哀傷，怎樣理解自己的經歷，又怎麼繼續「好好生活」。現在，在受訪者敞開的訴說裡，她一點點觸及哀傷真實的肌理。

李昀鋆發現，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有一個相似經驗──他們極少與他人展露自己真實的哀傷感受。訪談結束時，許多人會說，這是第一次袒露自己隱祕的哀傷，連最親密的家人也沒聽過這些。有人告訴李昀鋆，之所以願意參加訪談，一個原因是「我也真的很想講」。

重塑對世界的認知

通過四十四位受訪者的講述，李昀鋆記錄下他們身分轉變的過程，也記錄下他們重構人生意義的掙扎。李昀鋆認為，哀傷會重塑人們對世界的認知。就像她在母親過世後，感受到人生的「不公平」，許多受訪者也有類似感受，但令她驚訝的是，「他們對於死亡、生命、家庭和愛的想法，他們對意義的追尋比我豐富太多了」。

為保持客觀，訪談中，李昀鋆沒有透露自己的喪母身分。但在研究後期，她會不斷跟受訪者更新研究進度，將這一研究稱為「我們的故事」──她和他們，四十五個失去至親的年輕人共同建構的故事。

二○二○年，李昀鋆完成了博士論文《父母喪失、追尋意義和身分改變：青春期和成年初期經歷父母離世的中國子女如何在其「成人初顯期」與哀傷共處？》，這或許是中國大陸首個對年輕喪親子女的質性研究。

她選了這年的七月二十九日作為論文答辯日，這一天是她的母親甘瑞珍的忌日，後來，又成了她自己的結婚紀念日。

也是在準備論文答辯期間，李昀鋆不再隱瞞自己的研究初衷。「我決定說出來，我經歷了母親的去世，我很痛。剛開始，也會怕別人議論，怕被說像祥林嫂，但我好像找到了一些說出來的意義。」

她想讓世界看見、承認和尊重那些年輕人喪親後的哀傷，讓他們的聲音被更多人聽到。

追求有意義的人生

「博士論文寫完後，我的哀傷依然很強烈。它並沒有帶給我所謂的和解，和想像中的答案。」李昀鋆覺得，做這項研究的過程不是自我療癒，而是自我探索，「像去海底潛水」。

二○二五年春，脫胎於李昀鋆博士論文的著作《與哀傷共處》出版，此時，距其開始相關研究，已過去了八年。現在，李昀鋆為自己的人生建構了一些新的意義。

她計畫在今年下半年離開學界，投身哀傷輔導或臨終關懷工作。

現在的李昀鋆，已經能夠更好地與哀傷共處。在她眼裡，人生充滿意外，但也正因如此，才更要鼓起勇氣，主動選擇，堅持自我──「追求過一種有意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