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克襄

上個世紀末，我花了台幣十萬初頭，購得一部朝思暮想的Leica R6相機。

一部沒有自動對焦的傳統相機，底片裝入時必須側掀機身，底片上下軌孔悉心接好齒輪，方能合宜密接。此一安裝方式，著實地回到手工年代。

拍攝者走在街上，對準想要拍攝的目標，只能目測距離，瞬間再按下快門。等我摸索好一段時日，逐漸駕輕就熟，竟內化為一種習慣。此後走路，隨時都會估算相機和拍攝體的距離。情境如看山的海拔，隨時喜愛目測，依其距離而研判高度。

不意，數位相機的時代來了。Leica R6成為我最後一部裝底片的相機，日後只能供奉為傳家的古董，算是自己向像底片時代，最虔敬的致意。

一九二○代末，《日本山岳會》雜誌每兩三期便有Leica相機販售的定期廣告。價格未貼出，我自可理解。當一件物品屬於高昂的價位，只有身懷購買巨款者，方有資格走進店家探詢，再憑本事殺價。

那個年代，博物學家鹿野忠雄在臺灣野外踏查，勢必對此部新型相機情有獨鐘鍾。不管是登山涉水，遇見綺麗俊秀的大景，又或走訪各地部落，碰上奇風異俗時，此時若擁有一部Leica相機，無疑是更大的助力。

可當他期待它，有朝取得名器，一邊走訪臺灣各地時，有位臺籍年輕人頗值得對照。

一九二四年，鄧騰輝（鄧南光）十七歲時，赴日就讀東京都名教中學。身為北埔姜新鑾家後代，家裡自有一定餘裕的財富。高一時方能透過存錢，甚而在家裡的資助下，購買生平第一部柯達相機。

一九二九年，他就讀日本法政大學經濟系後，參加學校的「寫真俱樂部」，從此開啟了攝影生涯。最初使用的，是現今被視為古董的蛇腹相機。每天上學時，背著沉甸甸的相機，隨時捕捉身邊的人事物。但他並不滿足已擁有的，眼光同時對準，當時新開發成功，可裝三十六張底片的小型Leica 135相機。

這部Leica相當昂貴，必須花上十個月的留學費用，遠非學生身分的他所能負荷。但他不死心，終究從日本友人那兒購得一部，中古的Leica A（Elmar 5cm f╱3.5Elmar）相機。

一九三○年代正逢日本攝影思潮轉換時期，鄧騰輝的影像語彙，以街頭攝影為主。在新興攝影的思潮影響下，他努力採用新觀景器取景的機動技巧。平時走路，看到合宜的對像，便養成快速估算距離的能力。捉取角度後，拍錄下那剎時的美感。日後，我們得以驚豔，許多一九三○年代東京生動活潑的街景，居然是來自一位台籍青年的鏡頭。

Leica相機對這位早年的臺灣攝影家，像一輩子的情人，終身以此為伴。一九三五年鄧騰輝取得學士文憑回到臺灣，在臺北京町（今博愛路）開了一家照相材料行，名為「南光寫真機店」，主要銷售的也是此款品牌。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四年，他走訪全臺灣，拍攝了近六千張底片，誠為個人攝影顛峰之時。

初始，當鄧騰輝在東京著迷於攝影，鹿野在一九二五年春天，從東京老家出發，遠渡重洋來臺，準備就讀台北高校。

當鄧騰輝帶著Leica相機返臺時，鹿野也獲得了母親贈送的Leica相機，對即將進行的雪山訪查，充滿興奮的期待。那是Leica初回的黃金年代，一九二○、一九三○年代的臺灣影像，同時被如此珍貴地紀實。

在這之前的臺灣行旅裡，鹿野不僅缺乏個人照相器材，遑論有這麼質地精良的相機伴隨。擁有Leica相機，他如獲至寶，此後上山下海皆不離手。輕轉著精實瘦小圈的鏡頭，手持略重的實體快樂，那是難以形容的滿足。

每回拍攝時按下按鈕發出的喀嚓聲，悅耳如星鴉綠啄木的粗厲清楚鳴叫。不僅充滿原始而簡單的況味，更有著無以復加的美妙。但因常在山裡上下，相機外殼難免磨損，露出黃銅的古意色澤。

此時以蘭嶼、雪山和南湖大山等地為背景，他拍攝了諸多風景和人物照。但以當時的條件，藉此標準鏡頭拍攝小型的動植物，恐非合宜的工具。唯有人物和地景之照，深具可行性和非凡的意義。

他使用Leica相機在臺拍攝，最早留下的一張可能是都蘭山上，幫畫家明石哲三、友人拖泰布典和都蘭社三位阿美族拍攝的合照。日後拍攝最多的，集中在部落部分，可惜留下的並不多，只有蘭嶼達悟族部分在戰時出版。

至於雪山地壘，因為冰斗研究，同樣拍攝了不少地理實景。雪山和聖稜線諸峰強勁的岩壁肌理，在Leica銳利的鏡頭下，清晰地展現雄壯之原貌。這一系列，不只呈現了雪山地理學的實景，合該也是臺灣高山攝影的起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