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的八個階段
回想起這一生,我以十年為一期,簡短地分析給各位聽。
第一個十年,是「成長的人生」。
第二個十年,是「學習的人生」。
第三個十年,是「參學的人生」。
第四個十年,是「文學的人生」。
圖/中央社
文/星雲大師
為山東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學生開示 時間:二○一一年七月八日 地點: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西館
我人生的八個階段
回想起這一生,我以十年為一期,簡短地分析給各位聽。
第一個十年,是「成長的人生」。
第二個十年,是「學習的人生」。
第三個十年,是「參學的人生」。
第四個十年,是「文學的人生」。這時候因為還沒有辦法通達佛學,所以就看看文學的書,沒想到竟也因此愛上了文學。甚至於那時候年紀輕,有時候我也會舞文弄墨,寫一些文章護持佛教。例如每當聽到某個地方有人寫文章批評佛教,我就會義憤填膺地和他展開筆戰。像早期很有名氣的京戲名伶,在他演出對佛教不友善的戲劇時,我就曾經與他計較過。其實,現在回想起這些往事,也不一定都很對、很有理。
發願助人 給人接受
第五個十年,是「歷史的人生」。這個時期,我立志要服務人間,給人接受。儘管人家看我走路走得好,平常做人也端正,但是這還不夠,進一步還要讓對方得到我的幫助。所以,我雖不會念經,也不做經懺,但是我樂於幫助別人。例如:儘管自己不是很懂一些專門的學科,但是透過教授年輕人國文、地理、歷史,自己也從中學得了知識。
在宜興國民小學擔任校長前,我連學校長什麼樣子都沒有看過,那怎麼能做校長呢?沒有關係!做中學,一面做一面學;教中學,一面教育一面學習。就這樣,我也把一些國文課中好的文章或句子都背誦起來了。
時光迅速,不覺地也四十歲了。這時候有人批評我:一天到晚寫文章、做學問,沒有成就啊!另一方面,則有一些經常跟隨我的年輕人,信仰昇華了,提出了想要出家的心願。我說:「你要出家,不能對我說啊!我沒有寺廟,也沒有佛學院,不能養育你、不能教導你啊!」
但是他們一心想要出家,也就不管我的反對,逕自把頭髮給剃了。這逼得我不得辦法,只好說:「好吧!就來建個寺廟吧!」也因為這樣才有了佛光山。
不過,這也是應該的。經歷了成長、學習、參學、文學的人生之後,總要替佛教在歷史上留下一點什麼紀錄。所以,就進入了創造歷史的階段。
創辦學報 邁向國際
第六個十年,是「哲學的人生」。建寺期間,我一邊建寺院,也一邊辦教育,但是人家還是對我有批評:「他只是個寺務僧啊!就只會做做建寺的工作,沒有學問。」沒有學問?於是我開始寫些哲學的文章,創辦學報。《佛光學報》大約就是在這個時候創辦的。
但是漸漸地又有人說:「光是在本地建寺弘法,只是個土和尚啊!又不會英文,殊不知現在是個重視國際化的時代啊!」就又因為這樣,我想:好,那我就來做給你們看!
逐漸地佛光山就走上了世界。也由於因緣很好,各個地方都需要佛教,所以前前後後,我們在世界五大洲各大城市,建立了兩、三百間寺廟。
第七個十年,是「倫理的人生」。年紀到了六十歲,忽然感覺到我千人以上的出家弟子,他們割愛辭親,捨棄可愛的故鄉、親愛的爹娘,跟隨我學習佛法,他們或者有的才大學畢業,正是賺錢孝養父母的時候,卻在這時選擇走上了佛教,這在父母的心中,情何以堪?為此,我也感到不忍。
深入經藏 徜徉真理
所以我想,儘管自己沒有辦法回大陸孝順父母,那也沒關係,徒眾的父母不就可以是我的父母嗎?《法華經》裡說:「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人與人之間,不都如父母親、兄弟姐妹一般嗎?因此,我就主動地發起「親屬會」,與徒眾的父母結為親家。其實,兒女來出家,日後在佛教裡成長,也就如同嫁了給佛教。再說,父母們能到佛光山與兒女們團聚,各個也都很快樂。或許這就是我推動人間佛教的願望。
第八個十年,是「佛學的人生」。到了七十歲以後,漸漸地發覺到人生空虛,真正重要的還是佛學,佛學才可以充實我們的心靈,昇華我們的人格道德,擴大我們的生命,找回我們自己。所以,這時我才對佛學開始真正地用心。
不過,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香菇麵」,縱使生活忙碌,我還是一面讀書,可以說是愛上讀書了。例如我現在到大陸來,除了每天看工程以外,大部分的時間,儘管眼睛看不到,也會請人念書給我聽。一個人不在真理裡沐浴,不徜徉在知識真理之中,人生的味道就不能提煉出來啊!所以,能遨遊在佛教的三藏十二部聖典裡,真是如登泰山,如飄洋過海,裡頭的法寶無限啊!就這樣,我流連在佛學裡,一直到現在。
九死一生 惟願和平
我在各地建寺廟、辦學校,或者講經說法,只是為了一個理想。什麼理想?就是胡錦濤先生提倡的「和諧社會」。我覺得,中華文化當然有好的方面,但是不好的方面也很多,比方鬥爭、戰爭、殘殺。像歷史上的一場戰爭下來,總要犧牲幾百萬人的生命,真不曉得是在為誰出生入死?所以,我覺得和諧很重要,不必要戰爭。尤其對於兩岸問題,我也不希望用戰爭來解決,和平處理才好。
我從小出生在紛亂的社會裡,在大陸時,我曾被誤認為是國特,抓去坐牢,險些被槍斃,後來到了台灣,又遇上「白色恐怖」,也幾次被政府逮捕,幾乎被槍斃。我想,他們無來由地想要槍斃我,主要地就是他們只要能槍斃一個人,就可以立一次功勞。
犧牲別人的生命來成就自己,這是當時一種醜陋的文化。但是很幸運地,我每次都能從死亡的邊緣回來;就是遇到很多人事上、物質上的苦難,我也都能化解,用艱忍的力量去面對。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