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慧莉

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愛爾蘭紀錄片導演卻在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氣盛之齡，與死亡直視，與悲傷共枕，不僅從此走上一條看盡人間悲苦的生涯路，也體悟到一番與孔子所說大異其趣的人生道理……

生命軌跡
感性作家到紀錄片導演

凱文．圖尼斯（Kevin Toolis, 1960-）來自愛爾蘭島西北海岸梅奧郡（County Mayo）的一個小村落。從小，他對周遭的事物很善感，讓他自然而然的走上作家之路。成長期間，他對旁人不足為外人道的生命充滿了好奇，也對盤旋於腦中的字句在經由口中念出來的音韻，有種特別的愛戀。因此，他始終知道自己生來為作家，只是他當時不清楚那代表什麼，或是他要如何善用自己的天分。

手足之死後座力

二十歲時，圖尼斯的生命才要起飛，覺得人生大好。然而，就在此時，弟弟伯納德卻罹患血癌，經過痛苦掙扎對抗病魔後，最後仍撒手人寰。伯納德過世後，一般年輕生命所享有的心高氣傲和無敵感錯覺在圖尼斯身上都幻滅了。當他撫摸剛斷氣的伯納德頭皮上的短髮時，他的世界再也不同了，彷彿重生般的，變成一個驚恐而易受傷的「我」，兒子、哥哥、學生等身分都拱手讓給了凡人終有一死的「我」。

面對弟弟的離去，圖尼斯生氣、悲傷，對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他很想知道別人是如何熬過這種劫難、失落，如何在遭受此衝擊後繼續自己的人生。

順著生命的脈絡，圖尼斯後來成為一名記者，專注於報導戰事、衝突和人類之苦。當北愛爾蘭問題如火如荼的展開，謀殺、射殺、炸彈攻擊等，成為每天的家常便飯時，他以一名年輕記者的身分，花了大半時間待在北愛爾蘭。

此外，他還發展出一種敏銳而危險的「特異功能」，可以大膽無懼的去敲陌生人的家門，五分鐘內就坐在別人家中客廳沙發上，直接詢問罹難者家屬「他們的女兒或兒子或父母親是如何遭遇不幸的」，然後將所聽聞之事悉數記載在筆記本裡。

不只是見證苦難

記者生涯中，圖尼斯幫許多報紙寫報導，如英國《衛報》、美國《紐約時報》等。後來，他進一步延伸自己的苦難報導，跨進了影視業，成為紀錄片導演，拍攝了中東的自殺炸彈攻擊事件和汽車炸彈史，拍攝主題也觸及戰爭、饑荒和瘟疫等社會議題，作品曾獲得英國學術電視獎最佳單元劇獎，系列作品《自殺炸彈客邪教》（The Cult of the Suicide Bomber）五部曲獲得艾美獎提名。

當圖尼斯在非洲和中東報導當地發生的饑荒、瘟疫和殘暴事件時，陪在一群窮人、落難者身旁，對他們身處困境所展現的勇氣和受挫力，他很難不感到驚歎。他想起自己所處的西方世界，生活中充斥著各種無傷大雅的噪音，偶有創傷，就不得了了，但貧困者除了逆來順受別無他法。同時，他也常常捫心自問，「每個人早晚會離開這個世界，離開的最好方式是什麼？」「我們該如何面對死亡？」

西方世界面對死亡，向來抱持敬而遠之的態度，這讓圖尼斯不敢恭維。他表示，西方人談起死亡，戒慎恐懼；書寫死亡也總是從個人角度出發，我的死亡、我如何對抗癌症、我的故事……換句話說，以個人面對死亡，好像死亡範疇是一個新發現，但愈規避死亡，就會愈驚慌；電視上不准播放死者形象，為了避免「死」這個字，大家用「過世」委婉帶過，以此創造了一個沒有死亡的世界；多數西方人從未看過屍體──一個死去的人，即便每個人終須一死。

圖尼斯也發現，這種「個人式」的死亡觀，造成「我的死亡僅對我一人重要，卻對他人不痛不癢」，於是當隨時有人死去，全地球一天約二十萬人，一年約七千三百萬人沒了氣息，便代表不會有人為了一夕之間失去二十萬條生命而集體感傷落淚。

父親之死給智慧

圖尼斯的困惑直到他為死於癌症的父親守靈時才解開。他的家鄉謹守愛爾蘭守靈傳統──一種充滿智慧的古老儀式傳統。

事實上，圖尼斯七歲時在母親帶領下，生平第一次看見屍體，那是一位躺在「盒子」裡的長者，他隨即知道長者不是在睡覺。「母親很呵護我，但她用這種方式教導她的孩子克服對死亡的恐懼，一如她所屬的社群千年以來集體克服了他們對死亡的恐懼……守靈，就是要守在一位屍體身旁，有一天，我們也會跟他一樣，即便死者不發一語，但你仍然可以在其陪伴下學到許多。」

圖尼斯的父親死前也無懼怕。「他成長於一個無基礎設施的鄉間，但他的社群透過愛爾蘭守靈儀式協助他將死亡看作日常，因此臨終時他顯得睿智，對死亡無懼。」

父親即將病故時，圖尼斯有種溫故知新之感，明白面對死亡的最好方式就是集體面對，而非變成個人不敢獨自面對的禁忌。站在父親病榻前，他突然深感肩負著「把優雅面對死亡的智慧寫下」的重任，知名著作《為父親守靈》（My Father's Wake）於是應運而生。

喚醒覺知
直視死亡 生命更顯深度

圖尼斯的作品《為父親守靈》，由二十五個短篇章節所組成，在個人的失落故事和跟所有人都有關的廣泛敘事中，串起故事、統計數字、哲學性的思考，焦點不在他父親的死亡，而是人人所無法規避的死亡。

找回正確死亡觀

西方社會常常企圖透過媒體或統計數字，將死亡掩蓋於無形。對此，他在《為父親守靈》中提出質疑，「我們不想看到生病的人，不想聞到他們乾癟肉身腐壞的氣息，也不想感受屍體的冰冷，或是聽到女性淒厲的哭喊。我們不想闖進垂死者的領域，因為不想讓他們映照出我們自身的死亡。我們曾幾何時迷失了，不知如何面對自己的死亡？」

根據圖尼斯的觀察，讓死亡眼不見為淨的結果，並未讓我們變得更堅強、更有智慧、更有勇氣，反而是更害怕面對自己的死亡，當死到臨頭時，好感傷、好恐懼，究其原因是，我們把死亡的概念壓縮成個人之事，而非群體之事，於是「罹患絕症之人對自己的病情掩掩藏藏，遇到同事失去至親，不敢慰問，擔心一問，會讓他們更傷心，而傷心，當然不是好事」。

相較之下，圖尼斯認為，愛爾蘭對死亡的態度和守靈傳統可是「文明」多了。據說，愛爾蘭人至今一生中仍會參加無數場的守靈儀式和葬禮，望見數百具遺體；雖說參加葬禮，也會讓人傷心，但愛爾蘭的守靈儀式並不抽象，也不多愁，讓人直接看到死亡的「實相」；這些儀式讓人有「事情」可做，比方說，就正正當當的悲傷、難過、生氣和哭泣，喪親和失落之痛獲得群體性的認可，不再是個人之死，而是群體之亡。

未知死，焉知生

既然愛爾蘭看待死亡的態度、處理死亡之事略勝一籌，其他文化是否也能如法炮製呢？

答案是肯定的！

圖尼斯表示，儘管現在的社會彼此關係疏離，想一起守靈大概也不容易，但我們每個人其實都能重新行使祖先們的古老智慧。「面對自己有限的肉身生命，常常感到無力，嚇得要死，不過你只要重新發現自己，克服恐懼，使用手邊工具，像是手機，在聽聞有人失去至親時，趕緊打通電話過去表達慰問之意，或是去探訪安寧病房，見證臨終的一刻，生命中沒有任何之舉比這個更深刻、更讓人肯定人生了。探望生命垂危之人和安慰喪親者，能讓人更參透死亡是怎麼一回事。你也可以多多參加葬禮，就算跟死者不熟，只要你有氣息，就足以認識他們。總之，就多多付出自己！因為單單是這些小動作，就能讓你發現自己原來只是跟周遭生命一樣易感、脆弱，隨時都會消失。」

對圖尼斯而言，「死亡很重要，因為生命很重要，兩者是分不開的。」他認為，唯有看到亡者和意識到自己的死亡，才能讓人重新評估、審視自己的生命，想想該如何好好度過此生；也唯有此途，才能讓人終結以為死亡並不存在的錯覺；而想要獲得豁達、健康的死亡觀，需要不斷的練習，就像學開車一樣，直到駕輕就熟為止，即便你可能需要一輩子的時間讓自己死得其所。

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圖尼斯卻發現「未知死，焉知生？」反其道而行亦同樣真切的道理，而他也終於明白，自己生為作家，藉由書寫，分享坦然面對死亡的智慧，提醒世人有意義的活出有限的生命，其所深具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