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共和黨總統提名，房地產大亨川普民調領先，原因之一是「中產階級正在消失」，美國中產階級四十年來首次萎縮至只占人口一半。有關中產階級受到擠壓的主流觀點，助長民眾憤怒情緒，進而拉抬川普的氣勢。

去年許多國家大選，議題圍繞青年失業、貧富不均及世代剝奪。選舉結果，執政黨大都重挫。學者呼籲新政權的精英階層，反思社會正義和公平分配，防止貧富不均繼續擴大，也防止階層分化演成階級對立。台灣正面臨同樣挑戰。

精英階層包括政治、企業及知識精英，他們被指結合互利，剝削廣大薪資階級，擴大底層市民困境。國際慈善組織「樂施會」公開譴責精英玩法自利，破壞民主與公平。薪資階級大約可涵蓋中產階級，是社會穩定的基石。美國中產階級「空心化」，兩黨都誓言重振中產階級。這也是台灣無法逃避的議題。

從民主、經濟發展歷程來看，人們普遍相信經濟發展會產生大批中產階級，他們教育程度較高，較有開明、溫和、理性的價值取向，所以比較傾向民主。但是《華爾街日報》一篇〈各國中產階級推動民主化：現實還是迷思？〉評論，提醒人們做更深入思辯。

新興中產階級對社會轉型和政治轉型的意義，中國也在熱烈討論，不少人認為台灣經驗值得鏡鑒：先是經濟發展，接著出現都市化、工業化及大批中產階級，這個群體在七、八○年代開始要求政治開放，推動後來的民主化。

中產階級確實對台灣民主化扮演關鍵角色，但中產階級的出現，不會自動轉化成政治改革力量，還要其他歷史條件配合。歷史的改變不應只是期待社會結構的被動成熟，應期待人的主動推動。

阿拉伯之春的共同主題，是新一代中產階級的全球崛起。他們掀起政治巨浪，期望帶來持久的政治變革。中產階級除了收入，用教育背景、職業等來界定，能更精準預測他們潛在的政治行為。

中產階級相當於中間選民，在美國游移於民主黨與共和黨間，在英國游移於保守黨與工黨間，在台灣則是藍綠間的淺藍、淺綠。

美國種族及非法移民問題，使原已「空心化」的中產階級更焦慮；英國是否脫歐，攸關中產階級。台灣則還加上大陸因素及統獨分歧。中產階級傾向保守，這是蔡英文提出「維持現狀」的主因之一。

中產階級往往也是納稅人主體，立院三讀通過《中小企業發展條例》修正案，新制從元旦起施行，企業替員工加薪，加薪部分可加成百分之一百三十，扣減增雇當年度營所稅回饋。經濟機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治、領導者的決策。大選在即，「加薪法案」過關，即使被批評為政策買票，也顯示政黨更替的民主積極作用。

最近一項研究發現，全球中產階級在規模和富裕程度上，都不如人們預期。中等收入階層停滯不前的問題，已成為美國社會焦慮的源頭，並引發政治辯論。台灣大選則因幾乎「勝負已判」，少有政策辯論。選情冷，是不再風光的中產階級對政治失望，淡漠以對。因此，期待中產階級促進民主再升級，似乎緣木求魚。

（系列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