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記者阮愛惠

前駐日代表許世楷，在二○○四年至二○○八年出使日本任期間，成功地推動台灣觀光客赴日免簽證、日本承認台灣駕照等。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相當肯定許世楷對促進台日關係的傑出貢獻，並認為他是深受日方信賴的大使。

二○○八年七月卸任後，許世楷偕同妻子返回台中老家定居。大半生都在變動遷徙的歲月中度過，許世楷對落葉歸根的清靜生活嚮往已久。他位居半山腰的家，花木扶疏，家中花瓶中插著女主人從花園裡現採的鮮花綠葉。學者出身的許世楷，鎮日埋首在盈尺的資料和書堆中，但日子還無法回歸到單純的閱讀、寫作，從國內外各地前來拜訪求教的故舊、後輩、政府單位人員絡繹不絕，許世楷雖特意結廬在山間，家門仍時有車馬喧。

昔入黑名單 今是日本通

許世楷曾在日本居住超過四十載，在日本官方及民間累積的人脈雄厚，對日本的認識甚深，可說是歷任駐日代表之最。至今要在台灣找一位超越許世楷的「日本通」，大概是找不到了，所以學界、政界人士都掌握各種機緣向他請益，市政機關、媒體界常聘請他擔任顧問，為台日雙方的關係把脈。去年歡慶八十生日的許世楷就像一部活字典，過去的時地人事物，輕易就從他的大腦記憶庫裡被喚出，適時地給予求問者最佳解說。

一生推動台灣獨立建國理想的許世楷，在白色恐怖年代，被國民黨政府列為「黑名單」，而流亡海外三十三年不能返台。滯留日本期間，每當思鄉情切，他就和同是台中人的妻子，爭論台中市內哪一家的肉圓比較好吃來稍解鄉愁。「還好娶的是台灣太太，可以用相同的語言、共同的記憶，來化解不能歸鄉的苦悶！」他笑說。曾經悲情憤慨的過去，而今化為言笑中淡淡的情緒。

思考人生觀 我是什麼我

日前，在參加前總統李登輝的《新．台灣的主張》新書發表會時，許世楷對於李總統表達他人生觀的一句話深有同感。「他說，我不是我的我，不是『私』的我，而是『公』的我。我想，作為一位政治領導者的人生觀，這是很明確的人生觀。」許世楷認為：「即使是一般人，也都應該常常去思考，我是一個什麼樣的我？我為什麼而生？為了什麼過日子？想做什麼？使命感是什麼？」

許世楷認為，一般人很少去想自己有什麼「人生觀」，尤其是一個人處在順境之時，更不會去思考。除非他身邊發生了很重大的變化，才會去面對自己人生真正的存在意義。「沒有人生觀的人，宛如醉生夢死，日日過著隨波逐流的生活，這是很可歎的事。」他說。

即使是關於納稅、服兵役、甚至是車子靠右邊行駛，這種老早就被國家政府規範的事，許世楷認為，人民都應該去思考，規範是不是合理？我要不要遵循這樣的規範？「一個人生活在現代社會上，不可能和國家無關。既然如此，你應該經常來想，我要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一個人的人生觀，其實可以延伸為他的國家觀。」許世楷說。

希冀基督悲憫心

充沛台灣公義力

許世楷出身書香名門，當律師的父親和當醫生的母親，對台灣傳統的佛道信仰並不熱衷。而太太盧千惠則是在長老會基督教家庭長大的，他倆在日本結婚後，許世楷受到太太的影響，受洗成為基督徒。他說：「我太太一生中，有很多的想法和作法，出發點都不是考慮自己，而是為他人設想，尤其是對上帝特別疼惜的弱勢者，如孤兒、寡婦和出外人等。我因她而受到感動，一九六一年起就成為基督徒。」

除了太太的因素，許世楷也深受台灣長老教會高俊明牧師的感召，對基督教信仰日深。「台灣的長老教會，在威權時代就以大無畏的精神，抵抗國民黨政府。高俊明牧師是留英的，他當年要返台前，先到東京作了一場演講，演講中提到我們主編的《台灣青年》月刊，讓他很感動，我們因此結緣。之後他回台灣，常常發表和當時政府對抗的言論，我在日本也把他的大作翻成日文在日發表，彼此之間互動頻繁。」許世楷說。

除了上教堂作禮拜，許世楷也常研讀基督教經典，頗有所獲。《創世紀》十九章裡有一個典故，令他感動甚深。「所多瑪、蛾摩拉兩個城市內的人民，人心敗壞，違背耶和華的旨意，耶和華想要毀滅這兩座城。亞伯拉罕向耶和華求情說，倘若城內有五十個義人，您是否可以饒恕全城？耶和華說可以。亞伯拉罕說，那四十個呢？耶和華說也可以。那三十個呢？二十個呢？最後，即使全城只有十個義人，耶和華都願意饒過全城，不使它毀滅。」

許世楷說：「基督教的悲憫大愛能包容一切。一個城市之內，即使只有十個人有公義，就足以不被毀滅。台灣的人民，若能為公義而爭，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不能來合併我們。我常祈求上帝，給台灣人更充實的智識和能力，讓台灣的社會關係及國際關係更好，這樣就愈能保存台灣的安全。這些年來欣見台灣的年輕一代，對社會國家的公平正義已愈來愈懂爭取，即使只是一小群人，都是台灣無限的希望！」

日本漫長滯留路 結下政治不解緣

許世楷的家族和政治抗爭有很深的淵源，他的祖父許嘉種曾是「台灣文化協會」的調查部部長，在一九二三年的治警事件中被日警逮捕迫害；他的伯父許乃昌是二戰前著名的左派政治運動者。雖然父母親都未涉入政治，也極力保護他不被政治牽連，但許世楷血液裡的反抗因子，以及對公理人權的執著，終究還是和政治結下不解之緣，也因此走上波濤洶湧的人生路。

一九五七年，許世楷自台大政治系畢業後，在憲兵隊當預官期間，即不斷被軍方用各種刁難騷擾的方式，要求他加入國民黨；他好不容易閃過一次次的脅迫，但在那個動輒思想犯罪的年代，家人時時擔心他會被羅織入獄，於是催促他出國留學。

一九五九年，許世楷考取日本文部省全額獎學金，就這樣匆匆離開生長二十五年的家，負笈東瀛。然而，到日本隔年，他就加入一個以台灣留學生為主體的台灣獨立運動組織─「台灣青年社」，該組織先後改組為「台灣青年會」及「台灣青年獨立聯盟」，是現在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許世楷一直擔任該組織的核心幹部，也擔當過該聯盟主席，因而成為國民黨政府列定的「黑名單」，禁止回台長達三十三年。

攻讀早稻田大學政治碩士學位期間，許世楷當時的同學小淵惠三，後來擔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小淵惠三的女兒小淵優子亦投身政壇，六度當選眾議院議員，更擔任經濟產業大臣。碩士畢業後，許世楷又轉讀東京大學法學博士學位，之後應日本津田塾大學之聘，擔任國際關係學科的教授，後來更任研究所所長。深厚紮實的學術養成背景，以及與日本官方長年培植的關係，在許世楷終於被解禁回台，且因政黨輪替而翻身成為官派駐日代表時，都成為他大展長才的豐厚資源。

許世楷雖避開了台灣白色恐怖的牽連，卻避不掉大時代動亂氛圍的籠罩。一九六○年代，歐洲的學運風起雲湧，日本的學運則占領東大安田講堂，那沸騰擾攘的空氣，與已是博士生的許世楷形式上是無關，但是心靈上聲息相通。日本學生的一把怒火燒掉了東大的安田講堂，也燒毀了他的博士畢業典禮；但這把火卻燒進他的心坎裡，至今仍是他心中追求自由民主精神，永不退燒的熱情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