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記者阮愛惠 圖／果陀劇場提供

金士傑，這位國寶級演員，是台灣現代劇場的開拓者，也是最重要的創作者之一。他編、導、演過的佳作不勝枚舉，啟發無數的劇場後進，個人的得獎紀錄也累累難計。二○○九年，金士傑榮獲台灣國家文藝獎的至高肯定；二○一二年，對岸的上海壹戲劇大賞最佳男演員獎及白玉蘭表演藝術獎，更首次把殊榮頒給這位台灣大腕。不過，若讓金士傑自己來說，一生中最難得的大獎，應該是六十歲那年，一口氣得到一對龍鳳胎，這份珍貴的生命大禮，更為他的人生添註了美滿大團圓的一章。

演了大半輩子的戲，金士傑的人生也如戲。

一九五一年出生的他，成長於和「戲劇」毫無關連的屏東鄉下眷村，是家中五個孩子中的老二。因為大環境的單純和匱乏，金士傑回想小時候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躺在家中的榻榻米上發呆，在那個或短或長的獨處時空裡，曾看過的故事書、漫畫本、教堂裡媽媽們講過的《聖經》故事、爸爸哼唱的京劇情節等，都在他的小腦袋瓜裡盤旋、重組、搬演……他說那個過程叫「胡思亂想」，但他從中得到很多快樂，至今他很慶幸能擁有那些獨特的時光，也許它就是後來讓他走進戲劇世界的任意門。

雖然後來念了農專獸醫科，畢業後也在牧場上了一年班，但當這位兩手空空的農村小子，四十年前決定上台北來追尋他的戲劇大夢時，父母親除了塞給他台北親戚的電話及背對他掉眼淚外，什麼也沒多說。

之後金士傑的演藝之路相當辛苦，但也相當勵志。他從一邊當搬運工、一邊寫劇本開始，接著演一些「路人甲」，再來是創辦劇團……他的劇場歷程，也正是台灣現代劇場發展史的縮影。

他說：「我的演藝之路，基本上沒什麼阻力，可說是順性發展。但現實的無形阻力絕對是存在的，收入的多寡，對我而言不是問題，但對每個人來說，卻是問題。我到現在都不覺得它是問題，因為你喜歡的工作，你不會在乎它能賺多少錢嘛！對我而言，吃點苦是應該的，人生來就該吃苦，就像要呼吸一樣嘛！」

最重要的是，父母親一路都支持他，雖然至今父母親仍不太清楚「舞台」是什麼？但是從開始到現在，他們從未給他阻力和壓力。「爸媽真的是偉大，他們任我這樣子，從不問我每個月賺多少錢？有升官的前途嗎？我想，應該是對我的信任吧。他們不會講什麼偉大的觀點，但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厲害。託天之福，他們至今都很健康，經濟、自理能力都好，仍未給我壓力，我仍可以『逍遙法外』。」他說。

少年反骨 中年漸趨世俗

話說如此，當金士傑總算也像「一般人」那樣，娶妻生子安定下來了，父母親的內心還是很欣慰的。今年，金士傑為百歲的父親設筵祝壽，四歲的一對嬌兒繞膝，「老的凋萎中，小的還在爬坡，我總要為他們籌一些柴米油鹽的保障，哪怕七十才開始向世俗靠攏，我也無所謂，我從不跟別人比。」他說。

金士傑說自己天生反骨，流著不服權威的血液，當大家都同意某件事的時候，他就故意反對。「我不喜歡『群』的關係，我覺得人一往『群』靠攏，智商就降低了。」他笑說：「我這人像從孤島來的，本來一切都很簡單，但年紀大了之後，對於『群體』與『俗事』相處的能力稍微進步一些，以前根本是反著來的。後來亦敵亦友，現在變成『可能的朋友』，但我千萬不要愛上它，它只是一種生存狀態，我只是接受它而已。」

套用他在《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戲裡所說的台詞，金士傑認為，關於人生，以及人和生命、人和人的關係，就像戲中老教授莫利的一段獨白：「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呢？人生的意義在溝通；在於尋找彼此相互的關係。」

不管是年少時的浪漫輕狂，或是四十歲後漸向世俗靠攏，以至於現在近乎「妥協」地表白，想多賺一點兒女的教育費，金士傑總是能找到自身生命和外在大環境間的對應關係，也許是撞擊扞格，也許是愛恨交織。他說：「包括我現在生了孩子，也常想，我和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我和他們分開時，那種心痛是什麼？當他們長大後，和我意見不同時，我的位置在哪裡？我一生中一直在體驗這樣的事，也一直透過表演工作，和我的生命作各種形式的溝通。」

「人」為本體 生命自然有目標

金士傑的母親是虔誠的基督徒，所以他小時候常隨媽媽上教堂，《聖經》裡的故事給他很多想像的題材，他人生中第一個接觸的劇團，是基督教藝術團契。青少年期間，他廣泛地閱讀文學、哲學和宗教的書，對佛學也有涉獵。

不過因為從小看著媽媽用基督徒的精神，帶領一家踏踏實實地過生活，「我們都很愛媽媽，所以我是『鄉愁上的基督徒』。基督教給我的生活觀是：『人是為此刻而活的，所有的明天都是虛構的。』我後來會那麼浪漫，也是因為相信人生是為『今天』而活的，我不需要為了『明天』的衣服、車子、存款而煩憂。我沒有缺手斷腳、沒有任何自卑的理由，只要咬著牙，一招手，明天就來了。」他笑說。

雖說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但內化於金士傑心中的信念，卻是相當清晰的，就像他在台北藝術大學任教時，常常告訴學生們的那些話。「對於表演這件事，我常以自己的例子告訴年輕人，你要啟發你對『戲劇』本身的喜愛，而非只專精於『表演』的興趣；你要先愛上這艘船將航去的方向，才愛上你在船上做的工作。因為表演是服務於戲劇，要先懂得戲劇是怎麼回事，要懂得古往今來所有愛好文學藝術的人在追求什麼，才能了解劇本裡面人生的關係，不只是泛泛地說這個角色寫得如何如何。」他說。

不只是表演，金士傑認為，每一種工作，最後的定義一定要是「人」。他說：「當你的角色是『人』，之後才能定義你是什麼職業。母題永遠是『人』，弄清楚人生戰艦上，個人和人生的關係是什麼？活著是為什麼？主題要存在，子題才能定位。如果沒有愛上母題，只在子題上打轉，我會覺得這個人的腳步放小了，走的路不會太遠。」

兩個老男人 以「愛」感動觀眾

近年來金士傑最主力投注的工作，就是果陀劇場製作的舞台劇《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這齣只有他和卜學亮兩位演員獨撐的戲，出人意表地竟以嚴肅艱澀的主題、極簡的舞台元素，自二○一一年二月推出至今，在兩岸三地已創下一百五十場以上的演出紀錄，至今口碑和票房延燒，場場爆滿，今年初在北京和深圳又演了八場，六月在台北和台中的各三場也一票難求，想看戲的台灣觀眾，今年唯有把握九月十日國家劇院的場次了。

說來這並不是金士傑第一次參演的長壽劇，早期的《這一夜，我們說相聲》及《暗戀．桃花源》，都是百場以上的經典佳作。但《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對金士傑而言，意義不凡，因為這齣戲剛排練時，太太正在懷孕；開演第三場，雙胞胎兒女誕生了，可說是和他的孩子同步出生、成長的。

《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改編自美國知名專欄作家米奇．艾爾邦的同名暢銷小說，劇中描述一位體育記者米奇（卜學亮飾）大學畢業十六年後，在現實世界中迷失自我，偶然得知大學時期相知甚深的教授莫利（金士傑飾）竟得了無藥可治的漸凍症（ALS），他去探望教授後，決定每周二放下一切俗務去陪伴他；而日漸衰頹的莫利教授，仍本著老師對學生的愛，不畏死亡的威逼，盡力把自己最真實的生命體驗一一傳達給米奇。

這齣戲的演出過程，雖然也有一些爆炸性的笑哏，但主題是非常嚴肅的。「全場就兩個老男人在對話，當初我以為演一半，觀眾就走人了，沒想到每場戲結束，演員都謝完幕走了，還看見台下有好多觀眾坐著不走，有點不知下一步該做什麼、心中迴盪著什麼的樣子；我們在台北、上海、北京都看過這樣的場面。這戲有一種看不見的炸彈，無聲無息地在你內心爆炸了。」

當爸爸後 更能體悟人生

《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的情境，和金士傑個人的現實生活看起來有很大反差，孩子出生後，常有人問他：「你剛生了寶寶，回到家，抱著嬰兒，每一件事、每一秒鐘都是新生命的味道；但一到表演現場，卻每一場都在談死亡，你如何平衡？」

金士傑說：「我也常問自己，但發現一點問題都沒有。這整部戲，藉由漸凍症來談死亡和對生命的恐懼，同時也講述生命的自由、尊嚴，以及對活著的嚮往，這些，跟我在抱嬰兒，是同一件事。這部戲不是要讓你多愁善感，而是要你擁抱生命的歡愉！戲的最後，莫利教授即將離世，米奇在最後一刻伸手去抱他，故事到此就得到結論了。因為老和死，是無須逃避的，而是要伸手去接住它，跟抱嬰兒的狀態是很像的。」

金士傑如此有感，是因為這四年來，他盡力去承擔照顧兩個幼兒的工作。因為當了父親，他自認對人生有更多的理解，對世界有更大的痛癢感。「但我是個什麼樣的爸爸呢？我目前還不清楚。我只想用最多的時間去陪他們，少陪一天就覺得損失一天。我每天都有方向感，朝著家的方向猛踩油門，只想早點回家陪孩子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