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博物館，一般認為是政府或大財團才有能耐做的事；二○一二年一月，當簡楊同以個人之力開設「台灣碗盤博物館」時，來剪綵的縣長都笑稱他「很勇敢」；現在回想起來，簡楊同還真慶幸自己當時有那股「青瞑牛（盲人）不怕槍」的奮勇，否則這個人生大夢就只能深藏在心中了。

二十多年來收了兩、三萬件台灣及各國的陶瓷碗盤及文物，簡楊同不想只作個「收之藏之」的收藏家，收藏的最大趣味，就是和社會大眾分享，所以「找一個地方、好好陳列它們」的心念早就立定。他知道自己的財力很有限，不過自認還年輕、有體力，而且人脈廣闊，應該是有圓夢的機會。而今「台灣碗盤博物館」堂堂進入第四年的營運，簡楊同很感懷地說：「只能作到收支平衡，雖沒有賺到錢，但我賺到很多快樂！」

「台灣碗盤博物館」位於宜蘭縣員山鄉的結頭份社區內，是朋友的閒置老廠房，贊助簡楊同開館；雖是廠房格局，但方正敞亮，在簡楊同的用心規畫下，琳瑯滿目的陶瓷碗盤、器物，依年代、國籍產地、器型大致分類陳列，二樓亦開闢了文創區，提供碗盤彩繒、古早碗喝咖啡茶飲等服務。整個館區雖然只有五百坪，但定位清楚、氛圍友善親民，來到這裡的民眾都有輕鬆愉快的感覺。

簡楊同表示：「台灣碗盤博物館的定位，是以生態博物館（Ecomuseum）、社區博物館的新思惟，最大的目標，就是在世界工業化及城市化的文明進程中，保存台灣傳統農村社會的文化和特色。更長遠來看，則是希望在日益全球化的潮流下，保留台灣在地文化的多樣面貌。」

簡楊同從小喜歡老東西，他蒐集過郵票、黑膠唱片、傳統版印、古文書、神像等；兩岸剛開通時，從大陸走私來台很多高古陶瓷，他看到後非常驚豔，興起陶瓷研究的興趣。接觸之後，他發現其中更有一番天地。「在台灣，陶瓷的研究典藏，以中國陶瓷為主流，主要在故宮、國立歷史博物館、早期的鴻禧美術館及許多民間收藏家，燦爛而精彩，學院的論述也都以此為主，台灣本土產的陶瓷長期被忽略。事實上，台灣陶瓷很有特色，包括它的品類、釉色、器型等，對我而言，又有使用的情感在。收藏家同好的交流砌磋，引發了我的研究興趣，我又到各國博物館看陶瓷，愈研究愈有心得。」他說。

台灣瓷器 蘊含民生縮影

簡楊同指出，對於收藏、研究者來說，現今是一個「美好的年代」，因為知識的獲得很容易，透過網際網路，可以馬上查到收藏陶瓷的歷史、買賣的行情及相關知識，對研究者而言，助益很大。而簡楊同因為英文程度佳，透過英文網站，以及到各國博物館參訪，他比一般台灣的收藏家，更容易跨出去，看清收藏品的更多層面。

簡楊同說：「台灣的陶瓷，除了器形之美外，背後都是社會文化的縮影。每個人，不管貧富貴賤，每天都要用到陶瓷碗盤；台灣人重吃，是美食文化的天堂，所以陶瓷碗盤和台灣人的生活關係極為密切。」

以往，簡楊同收藏陶瓷不分年代、款式，通通封存於老家，有時放到哪裡都不知道。後來他為了開館，開始系統化整理收藏品，依年代、釉彩、器型歸類，因而能更清晰地窺看台灣碗盤的風華。他說：「這是官方博物館不會重視的品項，卻是台灣常民生活的重要記憶。」

「台灣碗盤博物館」的展示，以五十年前台灣一般民眾使用的碗盤為主軸，正呼應五年級生簡楊同，個人的成長記憶，也紀錄了台灣陶瓷的蓬勃發展時期。「台灣不產高嶺土，原以當地陶土當作窯燒（Stoneware）的原料，近五十年運用進口瓷土，才開始有潔白瓷器。」看著碗盤上的開片、裂紋，簡楊同認為這正是台灣碗盤走過歷史的在地價值。

博物館至今依然全年無休，只要興趣所在，歡迎大家共享碗盤之美。

保存二結王公廟文化 結合創新

若說簡楊同能開設「台灣碗盤博物館」是得自於眾多友人襄助的「人和」，那所謂的「天時」，就是那時他甫自二結王公廟的董事長之位卸任，有充分的時間去作籌備。

擔任二結王公廟董事長的這段經歷，是簡楊同感到最有成就感的四年。二結王公廟位於蘭陽平原的中心，原名「鎮安廟」，供奉古公三王，至今已二百餘年，平日香火鼎盛，是宜蘭地區民眾的信仰中心，也是簡楊同從小就熟悉、敬拜的社區神祇，記憶裡，家人每逢考試、出外、病災或疑難，古公三王就是最好的倚靠。

一九九七年，由於要興建新廟，王公廟老舊廟面臨被拆除的命運。深具文化資產保護觀念的簡楊同，和一些地方上的年輕人，共同發起「千人移廟」的壯舉，最後，把原廟移動了一百公尺、轉了一百八十度，保存歷史建築，也成為社造的良好典範。

也因為參與了這個文化保存的工作，之後簡楊同開始獲邀參與廟內的事務，從委員、幹事做起，終在四十三歲之齡經由神意被選為董事長，是歷來年紀最輕的一位董事長。

董事長是無給職，簡楊同當時雖年輕，卻充滿挑戰精神。「二結王公廟每年的『過火』儀式，往往有十萬人次參與，在我任內並登錄為無形文化資產。我任職四年，每年為了這個盛典，遇到的挑戰都不同，我用盡各種方法，溝通、協調勸說，就怕任何負面的因素，破壞了這個年度盛事。現在回想起來，真的很有成就感。」他笑說。

年紀不大就擔負大任，簡楊同內心卻很篤定。他剛上任不久，就對董事會表示：「我做得好不好是一回事，但之後廟裡財務會清楚公布，只有一本帳，帳目一清二楚，每一塊錢的支出，都要蓋五個章，財務非常透明。」

「錢」事先處理清楚後，其他事，只要是對王公廟好的，簡楊同也都支持去做。例如中元普度，因社會變遷，不若從前盛大；於是他設計了「套餐」，把米油酒等乾糧包裝成套，廣邀民間單位來贊普，贊普之後，這些物資可轉捐給社區內的弱勢對象，更符合中元節的普度精神。他還在社區國中小學內設置了「王公獎」獎學金﹕「我要讓社區、廟、學校和地方上的人有感情。就像我小時候一樣，廟埕的活動就像自家的活動一樣親近。」

雖自稱沒有特別的信仰，但王公的信仰，早就融入簡楊同的內心。「基本上我是無神論者，但當我擔任王公廟董事長時，每次在重大典禮上敬拜，常常都有心靈震動的奇妙感應。記得，有一次聯合祭典時，最後焚燒疏文時，竟能親眼看到一線陽光從雲層中直射下來的奇景，彷彿見到民意上達天聽，內心感動不已。我想，心誠則靈，心誠意正，是作任何事的準則，我至今仍奉行不渝。」他說。

特立獨行 從各式工作汲取養分

宜蘭五結鄉子弟的簡楊同，當年考上政大外交系時，也曾有雄心壯志，想當縱橫國際的外交官；進大學後，才發現大學的課程很無趣。

雖然功課普通，但簡楊同參加了「攝影社」，擔任社長；也加入「政大青年社」，成了當時政大「野火」學生運動的一員，並且成為被調查局約談的對象。這段經歷，喚醒了他性格中反體制的基因，也啟發了他的社會改造理念。

大學畢業後，簡楊同做過多種不同的工作，看似波動不定，卻也帶來各式各樣的歷練。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宜蘭家鄉當證券行營業員，才做了一年，就見識到金錢遊戲的虛幻和人性的弱點。「那時股市攻上萬點，原本在當地以漁業和木業起家的有錢人，都還搞不清楚什麼是股票，就投進大量的金錢。有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同事，前一天中午還和我一起吃飯、看電影，隔天就捲了客戶的幾千萬元落跑……客戶指責為什麼要開這樣的公司來害大家賠錢？我也覺得意興闌珊，就辭職到台北去當高職英文老師了。」他說。

之後，他再次返鄉時，是到宜蘭縣政府社會科當約聘人員。這份工作，他做了四年半，之後又有機會到台北，擔任當時的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陳必照的祕書，上班地點在總統府二樓。

接下來，簡楊同又到「人文空間發展基金會」擔任執行長；之後，返鄉競選縣議員未果，被延攬到「仰山文教基金會」擔任祕書長，他認為這是一段歷練最多、人脈廣結的重要資歷。「仰山文教基金會就像是宜蘭縣的文化智庫， 集合了宜蘭縣文化精英，早年就推動社區營造及文化資產的保護工作。我在這裡，認識了宜蘭文化界及社造界的很多朋友，對地方文化的認知也更加深入。」他說。

工作的經驗堪稱千迴百折，閱歷的人事也形形色色，簡楊同的心境倒是一貫地泰然平和，不隨波逐流。也許因為一路以來，工作之餘，他都在收藏和研究陶瓷，陶瓷品千年不毀的穩定和冷靜特質，總能給予他「物我合一」的心靈撫慰。「人生難免有灰心無奈之處，所以人到中年，我立願要做自己最有興趣、最有社會價值的事！」他說。這也就是他終能成為「台灣碗盤博物館」館長的前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