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記者阮愛惠

一九八○年代台灣興起的「新電影運動」（亦稱「台灣新浪潮電影」），是由一群台灣新生代電影工作者及電影導演共同發起的電影改革運動，主要想擺脫六、七○年代台灣「愛國」、「愛情」、「功夫」及「武俠」電影的侷限及窠臼，從現實社會中取材，回顧民眾的真實生活。

新電影運動為台灣電影歷程拉開了全新史頁，開創了台灣「寫實電影」的風潮，也帶動了「另一種電影」的可能性。而被視為吹響「新電影運動」號角的先鋒作品，就是由侯孝賢、曾壯祥及萬仁三位導演合拍的《兒子的大玩偶》。

受新電影運動影響及啟發的電影工作者不計其數，雖然時代的浪潮不斷起伏更迭，這個運動仍是今日台灣資深電影工作者津津樂道、電影研究者不可忽視的一段精采歷史。

台灣解嚴

各類作品浮上檯面

若以《兒子的大玩偶》出品年份──一九八三年作為時間定點，二○一三年正好是三十年。中央研究院史哲所及中央大學視覺文化研究中心和香港浸會大學媒介與傳播中心，特地在這年共同舉辦了「歷史、文學與作者：重探台灣新電影」國際學術研討會，用三種視角回顧台灣新電影的歷程。

萬仁被視為台灣新電影運動時期重要的導演之一，也應邀到研討會作專題講演。雖然往事歷歷，確實是生命中的高潮經驗，萬仁私下卻感嘆地表示：「其實我並不喜歡不熟的人來向我說：我很喜歡你的《兒子的大玩偶》、《油麻菜籽》；好像我的創作生涯一直停格在那裡。這三十年來，如何往下走，一直是我在思索的問題。」

對於台灣新電影運動，萬仁認為，這一波潮流的出現，說起來是一種偶然，嚴格來講，不能被定位為一場電影運動。他說：「當時台灣社會正面臨對軍教片及瓊瑤『三廳』電影的厭倦期，功夫和武俠片開始沒落，正不知觀眾喜歡什麼時，寫實題材的切入正逢其時；鄉土文學論戰為台灣電影注入了本土化的新源泉，接下來台灣解嚴，言論的禁錮打開，各類作品紛紛浮上檯面。」

萬仁坦言，沒想到「新電影」的影響這麼大，更沒有想到，當年在美國執意念電影、以為回台後只能教書的自己，會站上這波時代風潮的浪頭，成為當年的「新銳導演」之一。

30年來

以獨立拍攝者身分編導

回首前塵，萬仁說：「拍《蘋果的滋味》時我三十三歲，是人生的壯盛之年；而今我已算是老人，過去的榮光不必再說，我唯一感到自得的，是我還站在崗位上，還再推出新作品。時代一直在變，但電影的功能不變，從觀眾喜愛的電影裡，我們可以嗅出當下社會的流行文化、訊息、民眾的喜惡和人心的趨向……回頭去看，每部電影，別說是拿著攝影機在街道拍，就算是在攝影棚內拍的，三十年後，都成了紀錄片。」

也許就是這份對「今日之電影，明日之歷史」的熱愛與執著，讓萬仁在遍嘗台灣電影世代最好及最壞的滋味後，仍佇立原地，三十年來一貫以獨立拍攝者的身分，編導想拍的電影。

近年參加大學同學會，萬仁發現很多同學都退休了，他說：「退休是一種生涯規畫，看淡名利，過閒雲野鶴的生活，六十四歲的我，對這樣的生活並非不嚮往。也常有人對我說﹕『你這樣夠了，可以了』但我最愛還是電影，不管大家對我最新作品的評價如何，下一部想拍的作品，我已經構想好了，我想拍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的愛情電影，畢竟二二八事件在現代台灣歷史上，仍是影響最深的一段；而除了《悲情城市》，很少人再用電影的形式去碰觸它。」

超級三部曲 聚焦觀照時政

萬仁導演的電影風格一向鮮明，他的社會批判與政治諷刺，時時流露在電影語言中；對社會邊緣人物的悲憫與對政治人物的嘲弄，是他慣用的表現形式。他的「超級三部曲」──《超級市民》、《超級大國民》、《超級公民》，就是他的代表作。

因為太愛政治批判題材，常有人以為萬仁是政治受難者的家屬；在台灣「藍綠對峙」時期，他也被貼上「深綠」標籤。事實上，萬仁確實是從小生長在台北市、以台語為母語、對日本殖民時期懷有美好記憶的台灣郎，不過他的家族卻沒有任何政治上的淵源。之所以會那麼關心政治，最主要是他愛讀歷史書，從各國、各個時代的歷史脈絡讀下來，終於還是聚焦在自身所處的時代和社會，因而產生對時政的觀照和思考。

英倫敦大學

藉電影認識台灣

一九八七年解嚴後，一九九六年，萬仁拍攝了《超級大國民》，以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參加「讀書會」而被羅織入罪的政治受難者為主角，講述了一則罪與罰、愛與救贖的動人故事。這部片子在當年深受好評，更引發種種討論，後來還受邀到德國柏林電影節放映，更曾到法國、義大利、瑞士等國放映。

今年七月，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邀請萬仁前往，出席其電影《超級大國民》、《傀儡人生》在當地的放映和問答。此次活動的主題是透過電影認識台灣，結合SOAS批判性探討的專長，並放映萬仁的電影，讓英國學術界了解台灣政治狀況。萬仁當日同時接受BBC中文網專訪，談台灣當年的電影審查制度以及他對目前兩岸問題的看法。

一部電影能跨越十八年，再次被審視及探討，可說是相當經得起考驗和藝術價值的認定了。有意思的是，萬仁此行還帶著同樣是「出品」於一九九六年的另一個「作品」──剛考上大學的兒子同行，工作之餘，父子倆還作了一趟深度的歐洲文化之旅，可說是父親送給兒子的最佳成年禮。

說到兒子，萬仁略顯得意地說﹕「我這輩子最好的『作品』就是這個了！」

新作《車拼》 討論兩岸差異

沉潛了十年，老驥伏櫪的萬仁終於又要再推出新作品《車拼》了。《車拼》以一個台灣女孩與中國大陸男孩的戀情為主軸，透過兩岸青年的交往及聯姻，雙方父母從反對到不得不同意的過程中，用反諷和誇飾的方式探討兩岸人民在價值觀與文化上的衝突與融合。

萬仁表示：「台灣話『車拼』的意思就是火拼。在這部片子裡，指的是紅色（中國）和綠色（台灣民進黨）之間的對衝。兩岸存在著許多矛盾和差異，但又有許多不得不的交流。兩岸問題需要大家好好探討，對談是非常重要的。」

萬仁認為，儘管現在的台海兩岸電影業很難分家，但卻極少有影片真正去探討兩岸話題，大家都在閃躲，「我的電影就好像設一個交流平台—愛情是超越任何界線的，婚姻是兩個家庭的事情，兩家人隱喻兩岸的政權，其中有很多啟示。」

但政治訴求不是重點，萬仁認為年輕人也可以單純地用愛情觀點來看這部片。他說：「我的電影比起所謂藝術電影，是比較通俗易懂的，但比起商業電影，卻又不夠商業，實在很傷腦筋。而今我再拍片，影展或者是票房，已不是我的目標了，這部電影，仍是我凝視自身所處社會的一個視角，也是我電影大夢三十年不滅的火苗！」

電影院

讓人能短暫作夢

《車拼》籌備了四年，過程歷經許多轉折，終於要在今年十一月七日上映。重覆著《超級大國民》的命運，《車拼》亦是在輔導金之外，再加上萬仁的明星太太蘇明明抵押房子作資金周轉下，才勉力出品的。呵護著萬仁三十年電影夢的最大支柱，終究還是同為電影人的太座的深情和魄力。

網路時代，影像的傳播如此快速、方便甚至免費，為什麼電影院屹立不倒？反而愈不景氣，電影工業愈發達？萬仁說：「因為電影院內那個黑暗的空間，就是多數人的精神寄託之所，也是群眾集體短暫作夢的地方；對我而言，則是我電影夢的溫床。回首台灣三十年電影歷程，總是走在不同的極端；我期許自己在一波波浪潮中找到自我平衡的站立點，走到夢想的最終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