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六十五行，行行出狀元，但行行甘苦也只有身處其境之人才能體會箇中滋味。工作上，碰碰撞撞在所難免，但要為其缺手斷腳，甚至賣命，可能會讓人望而卻步。然而，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科技進步，在我們坐擁舒適便利的生活之時，戰火卻離我們不遠，只是它們都被我們阻隔在電視螢幕裡。透過傳送的新聞畫面，我們才驚覺太平盛世原來只是假象；這個世界從來就不曾平靜過，而拍攝那些驚悚戰爭畫面的，正是一群肯為工作赴湯蹈火之人。他們是用文字或用影像報導戰爭實況的戰地記者。他們雖然不是戰爭的決策者，但一篇報導或一個影像，可能就此改變歷史。

象徵新聞攝影界最高榮譽的「普立茲新聞攝影獎」之特展，即日起在台北華山1914文創園區登場。這個由百老匯名製作人西瑪．魯賓（Cyma Rubin）策展的「瞬間的永恆：普立茲新聞攝影獎七十年大展」，總共展出一五一幅歷屆得獎作品，包括許多經典的戰地攝影畫面。這些鐵證如山的照片，道盡人類的瘋狂，呈現戰火下的容顏之餘，更記錄著一個個出生入死、不為人知的英勇故事，屬於戰地記者個人生命所有，卻是觀眾所看不到的。

今天，我們就趁著這次特展，一窺幾位戰地記者的容顏和他們的辛酸血淚史。



改變的信念

卡洛琳．柯爾

分享戰地經驗



戰地記者為了工作，所置身的環境危機四伏，不僅會被流彈掃到，還有被當作人質之虞。而以今天戰區已無前線後方之分來說，戰地記者的處境更堪慮。但為什麼仍有一群新聞從業人員前仆後繼地勇赴沙場？戰地記者難道不怕死嗎？

普立茲獎得主現身說法

這次的「普立茲新聞攝影獎」特展特別邀請二○○四年的普立茲獎得主前來共襄盛舉。她是五十二歲的《洛杉磯時報》攝影記者卡洛琳．柯爾（Carolyn Cole）。柯爾以賴比瑞亞內戰拍得的〈蒙羅維亞圍城〉，獲得普立茲特寫攝影獎，來台期間不僅在「普立茲論壇」播放她前進世界各地災禍現場所拍攝的照片，也分享她的戰地採訪經驗。

柯爾畢業於德州大學照相新聞學，一九八六年以《艾爾帕索前鋒郵報》攝影記者，正式開啟自己的職業生涯。她後來到《舊金山觀察家時報》任職，也曾在墨西哥市擔任自由投稿攝影記者，一九九四年加入《洛杉磯時報》至今。

職場生涯中，柯爾經歷美軍進攻伊拉克、阿富汗戰亂、科索沃種族屠殺、以巴危機等重大事件；在險境中，她以鏡頭如實呈現天災人禍現場，將難民驚恐無助的眼神捕捉入鏡，如特展現場展出的〈蒙羅維亞圍城〉，她說自己當時為鏡頭中女孩眼中的恐懼所震懾。而她當時的任務就是記錄戰場實況，提供美國政府評估是否要派兵介入。

柯爾常冒著生命危險深入前線，當現場有人問她會不會害怕，她表示自己常常害怕，而且常靠著同行的攝影記者、翻譯人員或司機幫自己度過難關。她跟許多一同參展的攝影記者都是好朋友；在戰場上，他們不分報社，早已培養互相照應的革命情誼。

勇氣的來源

既然怕死，為何「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柯爾表示：「沒人不怕死，但正因為在乎自己的生命，所以才要用攝影讓人看見世界其他角落所發生的事……攝影讓我的人生有意義與價值。透過攝影，我看到歷史發生的瞬間，這個世界因為種族、宗教、貧富不均而分裂，而這更凸顯出新聞工作的重要。」

但激勵柯爾勇往直前的，還是她對工作的信念：「如果不相信自己的工作可以改變世界，就無法承擔這份工作所帶來的種種壓力。」而這股信念對柯爾和許多戰地記者來說，早已化為巨大的勇氣，鼓舞著他們衝鋒陷陣，無論如何，都要到達災禍現場，藉著記錄史實、揭示真相，盡一己之力，力挽狂瀾，拯救戰火下塗炭的生靈。



殞落的生命

長井健司、卡帕、科爾文……

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



戰地攝影記者的處境原本就不堪，但有一句他們奉為圭臬的話更讓他們陷入絕境：「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挨得不夠近。」這句話出自二十世紀最著名的戰地記者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之口。

改變歷史的畫面

為了這近距離的拍攝，戰地記者很有可能因此命喪槍口下，如二○○七年前往緬甸採訪「番紅花革命」的日本APF通訊社記者長井健司，他當時太接近現場，結果遭緬甸軍警擊斃。在此次特展中，也展出長井最後的身影。他在採訪緬甸反軍政府示威時喪生，原本外界認為是遭流彈波及，但富士電視台取得當時的錄影帶後，證實是遭緬甸士兵近距離由背後開槍格殺。

長井倒地後仍手持攝影機記錄，路透社資深攝影記者阿德里斯．拉提夫（Adrees Latif）適時按下快門，成了緬甸軍政府殺人的鐵證。這張照片燃起日本民眾的怒火，促使日本政府撤回對緬甸軍政府的援助。

而主張近距離拍攝的卡帕最後也在越南誤踩地雷，成為美國第一位死於越南的記者。他曾自嘲說： 「我是一個失業的戰地記者。我希望永遠失業，不再發生戰爭。」但戰爭的腳步從不曾停止，戰地記者的犧牲持續攀升。去年是最致命的一年，有一二一名新聞工作者殉職，是自一九九五年以來最慘烈的一次，主因是敘利亞內戰、索馬利亞衝突和巴基斯坦的塔利班行動，其中還包括美國資深戰地記者瑪莉‧科爾文（Marie Catherine Colvin）。

獨眼女記者的傳奇一生

科爾文畢業於耶魯大學人類學系，擔任記者三十多年。一如柯爾，她也深信新聞報導具有「改變世界」的力量。一開始，科爾文並非專任的戰地記者，但自從一九八六年擔任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的「駐中東特派員」後，她的人生再也無法從戰事中全身而退。

二○○一年四月，科爾文在斯里蘭卡採訪內戰。她藝高人膽大，闖入禁區採訪，在返回政府管制區時，遭政府軍襲擊失去左眼並成為「俘虜」，後經美國國務院施壓，才得以獲釋。從此，黑色眼罩永不離身，成為她的獨特標誌。

二○一二年二月，科爾文再度發揮冒險犯難的精神，利用摩托車越野潛入敘利亞國境，逗留在霍姆斯西部「自由敘利亞軍」臨時搭建的新聞中心。她於二十一日晚透過衛星電話分別向BBC、CNN等幾家電視台報導當地的現況，但這也成了她的最後一次任務。第二天，新聞中心遭敘利亞軍隊攻擊，她與另一位才二十八歲的法國攝影記者雷米‧奧奇力克（Rmi Ochlik）雙雙罹難。

科爾文的一生彷彿動作片般高潮迭起，又驚險萬分，而她的傳奇事蹟還曾被搬上銀幕。但真實人生終究不比電影；那些有如九命怪貓般打不死的英雄，大概只能存留在銀幕裡，因為現實生活裡能逃過一劫的人，難保下次還能好運。



交戰的內心

凱文‧卡特

陷入道德兩難



即便大難不死，戰地記者的內心也始終承受著巨大壓力，在逃與不逃之間掙扎。「逃」是本能的反應，「不逃」卻是責任的驅使，一如知名戰地攝影記者詹姆斯‧納赫特韋（James Nachtwey）所言：「在現場的每一分鐘，我都想逃走，我不想看到眼前所發生的一切，但是我是一個拿相機的人，我是按一下快門就躲開，還是應該負起攝影記者的責任？」

戰爭症候群

除了在「逃」與「不逃」之間交戰不已，戰地記者還得面對另一種磨難：戰爭症候群。有些人在歷經戰爭的恐怖後，可能終身要承受戰爭影像的肆虐，而走不出戰爭的陰影；還有些人長期待在戰場，習慣那裡充滿張力的刺激生活後，再也無法適應戰後歸來的「平靜」生活。

獨眼女記者科爾文便是如此。她曾形容自己在貝爾格勒的經歷彷彿史詩般的電影：「那裡的所有一切，包括燈光，看上去都是那麼特殊。在經歷了戰爭、炮火和逃亡之後，我很難再跟別人談論什麼房屋貸款或流行時尚。」連她談過的兩場戰地戀情也都以離婚收場，因為「太專注於戰爭中的毀滅與死亡，以至於忽略其他東西，甚至對方的存在。」戰地記者的戀情終究也只是一場「戰地春夢」。

苦澀的成功滋味

但還有一種苦，可能讓人更難以消受。行行出狀元，各行都有坐享豐碩果實的時候，但戰地記者的成功卻總夾帶著一些苦澀和不安，誠如科爾文所言：「得獎也讓我焦躁不安，我始終有一種負罪感，感覺自己是從戰爭中受益的人。我們把那些人身上發生過的可怕故事榨取出來，然後就從他們的生活中消失……有時感覺自己就是個偽君子，因為我總是要回家的。」

這樣的良心譴責在一九九四年的普立茲獎得主身上達到最高點。南非自由攝影師凱文‧卡特（Kevin Carter）因拍攝〈飢餓的蘇丹〉而得到普立茲新聞特寫攝影獎，但隨後質疑也跟著出來了：如果他可以丟下相機救那個孩子，豈不是更好？一個孩子的生命難道不比一張新聞相片或一個獎項？這位攝影師在獲獎三個月後自殺身亡，對於他的死因眾說紛紜，有人說他是因債務纏身、好友意外遭槍殺等情勢所逼，但難說他沒有受到這種道德輿論壓力的影響，因為他曾試圖解釋自己在拍完後有立刻把禿鷹趕走，並且給予女童幫助，看著她往救助中心過去了之後才離開，但是似乎沒人相信。

凱文‧卡特雖被扣上「沽名釣譽」的大帽子，但他這張備受爭議的照片卻發揮了巨大影響力：照片經全球媒體轉載，捐款也蜂湧而至，因而拯救了更多的飢荒災民。凱文‧卡特之死成謎，但他極有可能是被道德輿論吞噬了。不管如何，這種救一人或救眾人的道德兩難劇碼，可能還會在其他戰地記者身上上演，繼續糾纏、考驗著他們是該放下相機救一人？還是按下快門救更多人？

或許，世人該給予戰地記者的，是肯定和讚賞，而非道德譴責。畢竟，這種賣命的工作，又有多少人願意擔負？戰地記者願意赴湯蹈火，某種程度而言，他們已身負更高的道德責任感。人非聖賢，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不妨給戰地記者多一些掌聲吧，別再讓他們的工作吃力不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