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紙風車三一九鄉村兒童藝術工程完成前夕

最近我常常為了推廣一些文化活動或是加入抗爭的社會運動，去到台灣許多偏遠的角落。越是偏遠的角落越缺乏文化活動，也越容易發生一些不公不義的事情，缺乏外援和報導。

我在台南台江的一座靠海的大廟裡，參加大廟興學的活動，面對附近的朋友們談我對於土地和家園的認同過程。我提到二○○六年兩件由民間發起的對台灣未來影響深遠運動，一件是年初的千里步道運動，一件是年尾的紙風車三一九鄉村兒童藝術工程。那一年我正好誤打誤撞去了公共化後的中華電視公司任職，於是我將這兩件由民間發起的文化活動列入最重要的公共議題，在華視新聞節目中有計畫的持續追蹤報導，也讓記者們關心真正的公共的事務。

在大廟的演講結束後，一個中年的爸爸帶著他的兒子走到我旁邊說，他們已經看了五場紙風車的表演，他們密切注意劇團會到台南各鄉鎮表演的時間。那個孩子笑了起來，很誠實的說：「你剛剛的演講我只聽得懂紙風車。」我那一刻好替紙風車的所有朋友們感到驕傲。終於，終於在台灣最偏遠的角落的小朋友們，都知道台灣有「紙風車兒童劇團」了。我更加相信所有理想的實踐，除了行動、行動，還是行動，而所有行動的最終目的，便是換來小朋友的那一句話，和那一個笑容。

每次和小朋友們一起坐在星空下，看著台上紙風車的演員們賣力表演時，小朋友們都會笑得闔不攏嘴；尤其是到了互動的時間，當小朋友們可以加入一起玩的時候，他們簡直玩瘋了，又叫又笑又跳。我常常看到一些孩子們乾脆在原地手舞足蹈、自得其樂起來。通常就是在這樣的時刻，我都會忍不住的流下了眼淚，後來我才發現很多台上台下的工作人員也都會跟著哭。並不是我愛哭。

我問自己，當孩子們笑的時候為什麼我們會哭？其實也是因為我們太快樂了。孩子的笑和大人的哭其實都是因為太快樂了。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我和包括吳念真和柯一正在內的一群年輕的電影工作者，想為台灣電影衝出一條生路時，我在筆記本上寫著自我鼓舞的句子：「踩平阻擋我們前進的障礙，讓後代子孫不再低頭走路」還配上一張有許多腳的圖片。那真是一個充滿熱情、豪氣和志氣的時代。

一九九二年一個來自蘭陵劇坊的年輕人李永豐，在吳靜吉博士的鼓勵下，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創立了紙風車文教基金會，當時，那群搞新電影運動的人和其他文化界的朋友們，也被他的行為感動，陸續加入這個為兒童表演服務的行列，柯一正導演被推舉為基金會的董事長。在五年前當社會開始動亂不安的時刻，我們有了「紙風車三一九鄉村兒童藝術工程」的構想。

和當年我所寫那種殺氣騰騰的「踩平阻擋我們前進的障礙，讓後代子孫不再低頭走路」不同的是，這個偉大的行動綱領是「尋找願意幫助我們前進的力量，讓後代子孫充滿自信和微笑」。孩子笑了，我們卻哭了，因為我們太快樂，因為五年後，我們的心願竟–然–完–成–了。

（本專欄每周一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