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以來，我一直想寫一本書，叫《醜陋的中國人》。我記得美國有一本《醜陋的美國人》，寫出來之後，美國國務院拿來做為他們行動的參考。日本人也寫了一本《醜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駐阿根廷的大使，他閣下卻被撤職，這大概就是東力和西方的不同。中國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級，假定我把這本書寫出來的話，可能要麻煩各位去監獄給我送飯，所以我始終沒有寫。

一個人當然需要鼓勵。問題是，鼓勵起來之後怎麼辦，我從小就受到鼓勵。五、六歲的時候，大人就對我說：「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我想我的責任太大，負擔不起。後來我告訴我的兒子：「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現在，兒子又告訴孫子：「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一代復一代，到那一代才能夠好起來？

這種種事，使得做為一個中國人，不但艱難而且羞辱、痛苦。就如身在美國的中國人，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左、右、中、獨、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簡直沒有共同語言。

我在台灣三十多年，寫小說十年，寫雜文十年，坐牢十年，現在將是寫歷史十年，平均分配。為什麼我不寫小說了？我覺得寫小說比較間接，要透過一個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寫雜文。雜文像匕首一樣，可以直接插入罪惡的心臟。雜文就好像一個人坐在司機的旁邊一直提醒司機，你已經開錯了，應該左轉，應該右轉，應該靠邊走，不應該在雙黃線上超車，前面有橋，應該放緩油門，前面有一個十字路口，有紅燈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叫，叫多了就被關進大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