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事隔九十年，「五四」的精神依舊清楚存在。當時是青年的他們，似乎不曾老去，美麗的依舊美麗、浪漫的依舊浪漫，壯烈的依舊壯烈。五四，彷彿成了一個永遠的青春定格。一年復一年，讀著徐志摩的「再別康橋」、魯迅的《阿Q正傳》、朱自清的「背影」；一代又一代，說著胡適先生的「要怎麼收穫就怎麼栽」；於是，青春，不斷飛揚；思想，無限傳遞……

一九六四年年四月十五日的第七十九期《文星雜誌》上，余光中在「下五四的半旗」一文中寫著：

偉大的五四已經死了，讓我們下半旗志哀，且列隊向她致敬。雖然她的孩子們，德先生與賽先生，已經漸漸長大，雖然她的第三個孩子，白話文學，已經活了四十多歲，可是五四她自己已經是死了。至少至少，在現代文藝的金號銅鼓聲中，蒼白的五四已經死了，已經死了好幾年了。蒼白，而且患嚴重的心臟病。當胡適之先生在南港倒下，中國新文學史的第一章便翻過去了。寫第二章的幾枝筆，握在四十歲以下的一代。

五四有她的時代意義，在文學史上，她也將常保她的歷史地位。五四最大的成就，仍是語言上的。五四文學最大的成就，是語言的解放，而非藝術的革新。梁啟超、王國維、胡適，打破中國文學的儒家傳統，把更接近口語的小說和戲劇，提高到與詩相等的地位。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空前的豪舉。

發生於九十年前的「五四運動」，在歷史上影響深遠，被認為是「震古爍今」的。文學的革命是五四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其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精神光芒更穿越九○年時空直至今日，它不僅是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轉折點，也是許多作家人生的轉折點。

在當時中國一片黑悠悠的大地上，五四精神是一道曙光，五四運動喚醒了一代知識分子對於舊的社會的認識，以魯迅為主的一大批五四時期作家，以一支筆打開了中國封閉已久的門窗。

展現書生救國的力度

五四文學精神的特徵之一，是對社會的勇於擔當精神和強烈的責任感，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切和憂患意識，是那一代作家精神中的主題，對社會的關注似乎成為當時作家的使命。

那時的文學不僅僅是文學，對當時知識分子和傳播新思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沉痛的國破家亡之下，一種與民族國家息息相關的精神，貫穿到創作之中，那是自五四發源的精神，是知識分子對社會普遍的悲觀失望，在黑暗重壓、悲憤之情下力求有所作為，勉力向前，勇猛進取而冒起的火花。

五四時期的作家，正是以其對國家、民族現實命運的關懷和擔當而獲得其歷史的分量。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以國家和民族命運為重，對知識分子一個最基本的衡量標準就是責任感。因此，五四時期的作家都是有著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一代知識分子。

發生語言的巨大變化

從文言到白話的轉變使文學的載體———語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此帶來的一系列變化影響著文化和文學，乃至整個社會的思維和觀念形態。

五四時期白話文的推廣，帶來文風的轉變，對人類思想與文化的傳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使得近現代科學與文化的發展，向廣大民間的普及推廣成為可能，使知識離開少數人的狹小圈子向民間傳播。如果沒有五四，沒有白話文的推行，今日的文學與文化是不可想象的事。

陳獨秀在《新青年》中提出：要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的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迴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這些鏗鏘有力的文學主張中有著文風初開之時的雄渾和大氣。五四前後白話文初創時期尖銳、扎實、不避粗糙的氣勢，雖然不是精緻完美的，但卻有著創造伊始的明確和力度。

在五四的界碑前，我們可汲取新鮮生動的活水營養，也可向豐厚淵深的千年歷史回望。

五四引出的許多現實問題，如現代化問題下的科學與民主問題，自由的問題，面對國外強權國家的命運問題等等，這些問題今天依然存在，而且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有的還會更加尖銳突出，更具迫切的現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