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鈞堯

「開封街」曾經聲勢震響，與它販賣攝影器材關係不大，而與金超群主演的《包青天》有關。它的主題曲人人都能哼上幾句，「開封有個包青天，鐵面無私辨忠奸」，戲劇與歌曲透顯古典的哀涼，政治清明常是奢望，百姓冤屈得賴清官來雪，它的一紅、再紅，彷彿述說人心一暗、又暗。

戲劇火紅時，開封街沾光，許多戲迷特地來會，到了才發現，此街沒有包青天，也沒有包青天的廟；開封街與博愛路、漢口街，構成台北市規模最大、也是全台灣最密集的照相器材街，玩攝影的朋友都稱它做「相機街」。

如果要我羅列二十一世紀生活的幾個重大改變，我肯定得把影像的取得難、易，記上一筆。在我的成長年代，拍照是不得了的大事，記得有回親戚從台灣回金門，帶了台相機，經母親央託，答允幫我跟弟弟拍張照。母親急忙趕回家，我恰在屋子後邊玩耍，聽到母親在屋內大聲嚷我。母親的喊聲在屋內迴盪，不待我回應，已經竄出門外，我正好跑近屋子側門，還不待問，她已急著要我更衣、換鞋。

我趿上過大的皮鞋，與弟弟站在屋後，雙手下垂，十指伸直，渾像罰站，靜待拍照。母親沒有走進照片裡。她開心，又不好笑出聲，我看著烏黑的相機，忘了是誰幫忙留影，但記得母親的眼眉，彎成弦月。日後再看到照片，母親不在裡頭，我卻總能看到母親，笑得滿滿的。

留影與記憶，成為很有價值的事情，「相機街」成為目睹的證人。在日本治理的殖民時代，一台相機抵過一棟房子，拍照是有錢人家的專利。開封街位於「台北城內」，與政府機構、媒體為鄰，加上鄰近便捷的台北車站，帶動區域發展，成為照相器材行的核心地帶。

數位時代來臨前，我曾有過一台單眼相機、一台傻瓜相機，都在「相機街」購得。柯達底片和櫻花底片等，曾經是生活的要角，透過電視廣告、街道店招等，大剌剌住進我們生活。我在青春將至的時分，都得學會如何安裝底片、轉動快門。如果旅行在外，為了多拍照片，更得學會怎麼「摸黑」取出膠捲，免得底片曝光，把旅遊、把心愛的人，都一一蒸散了。開封街與「青天」無關，而跟歷史氛圍連結了，故而，沒有包青天的開封街，確實又擁有它的青天。

目睹開封街的變革

到我有能力購得數位相機時，已是二十一世紀初，上班的重慶南路與開封街交會，下樓、步行幾分鐘就到。以開封街為核心的「相機街」面積不大，但這不是面積問題，也無關店家多或少，而是「數位」時代剛剛來臨，怎麼揀選一台適合的相機，實屬萬難。一是它貴、二是它重、三是它神奇莫測，拍不好，竟然可以刪除，重新來過。

我羞怯地踏進一家又一家的相機店，裝作無事參觀櫥窗，每一台相機我都想要，雖然知曉時間只有一種，但彷彿相機不同，便能看到不一樣的時間。我買了一台四百萬畫素的相機：方正造型、金屬機身，滑動機蓋開機時，藍光LED閃爍，鏡頭同步開啟，非常炫眼。

沒幾年，它被時代汰換了，當年的輕薄已不輕薄，刪除重拍已是數位時代的基本常識。二○○八年，我登爬台灣高山，為了減輕負擔，且舊機電池漸漸無以續航，我下決心，又去了趟開封街，挑了款機身輕薄的相機。後來這幾年，是數位相機的黃金年代，我為了更好的影像掌握，添購單眼數位相機，下班時分的開封街，它的每一個店面都像快門，拍下光影、掙入金錢，無以知曉匆匆數年後，集通訊、拍照、攝影與社群功能的手機，接收龐大商機，相機營收大幅衰退，開封街等照相器材行，必須連同一氣，老店翻新，不單兜售硬體，也推銷個別服務。我因地利之便，目睹開封街，從它的盛世，走進另一個盛世……

（摘自《重慶潮汐》，聯合文學出版）

作者簡介

吳鈞堯

曾任《幼獅文藝》主編，出生金門，現專職寫作，執筆兩岸等華文傳媒專欄。作品曾獲《中國時報》、《聯合報》等小說獎，梁實秋、教育部等散文獎，以及九歌「年度小說獎」、五四文藝獎章（教育類與小說創作）、文化部第三十五屆文學創作金鼎獎。

著作多種，主要有金門歷史小說《火殤世紀》、《遺神》、《孿生》，散文集《荒言》、《熱地圖》、《一百擊》、《回憶打著大大的糖果結》，童書繪本《三位樹朋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