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文隆

天主教輔仁大學成立於一九二五年的北京（一九二八年改稱北平），起初校名為「北京公教大學」，校址在清朝貝勒載濤的濤貝勒府，由聖文森會院總院長司泰來（Dom Aurelius Stehle）以及奧圖爾神父（George Barry O'Toole）分任教廷駐華宗座代表與校長，時至今日，恰是百年。

立足於北京的輔仁大學，歷經了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的轉換，也在動盪中持續擴張，到了一九二九年，已經有十二個學系分屬文學院、理學院與教育學院，並於一九三一年獲得教育部批准立案。一九三三年，教廷告以該校轉由德國聖言會接辦，並任命聖言會總會長葛林德（Rt. Rev Joseph Grendel）為監督，穆爾菲（Fr. Joseph Murphy）為校務長。這一轉換，也為日後輔大在戰時續留北平埋下伏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爆發，平津地區在當月底便為日軍占領，諸多高等院校一則走避西南，一則遭到接收，一則停辦休止。由於輔仁大學為教廷委託德國聖言會所辦，在日軍占領下的北平仍能續辦不輟，甚至還很強硬地維持行政獨立、學術自由，堅持絕對不掛偽組織旗幟，以示不屈。自一九三八年起，輔仁大學不僅持續招生，還開始招女學生。

在華租借地與租界，惠於清末以來不平等條約的庇護，雖一時可躲避日軍烽火的襲擊，然在日本帝國銳意擴張的大趨勢下，日本與英美衝突只是時間早晚罷了。在北平的輔仁大學亦深感壓力，校內英美籍教師陸續返國，遞補德籍教師賡續教學。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英美對日宣戰之際，列強在華租界也遭日軍占領。設立於北平的其他教會學校，諸如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等，都遭日軍強橫接收，輔仁大學不及撤離的英美籍教師，被關押於山東濰坊的集中營。

惠於德國聖言會的保護，輔仁大學在這波衝擊中未受重大傷害，得以持續辦學，運作如常，仍循重慶國民政府的學制安排行事曆與假期，甚至校內英語教授英千里領導的抗日祕密活動也持續運作。由於輔仁大學是淪陷區裡唯一不受影響的高等院校，吸引了許多學子投考，輔仁大學也應此需要擴招，在校學生一度突破四千人。不僅如此，輔仁大學還增設附屬中小學、幼稚園，加上既有的大學本科和研究所，覆蓋了全學齡的教育。

一九四四年三月下旬，隨著日軍在太平洋戰事趨於不利，日偽開始整肅占領區內的反對人士，藏有祕密抗日組織的輔仁大學，即為他們不得不拔去的眼中釘。在「毀滅重慶分子」的指導下，北平一地遭逮捕的教職員生高達三百人，其中絕大多數是輔仁大學師生，也包括長年從事抵抗活動的英千里。雖然英千里不久即獲釋，但已無法在北平立足，只好輾轉前往重慶。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重慶國民政府依照政策，不承認淪陷區的學歷，然因輔仁大學師生在抗戰期間不屈不撓、維持忠誠，除明令嘉獎之外，破例追認戰時輔仁大學學生的學籍。一九四六年二月，輔仁大學校董田耕莘。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教堂由教宗庇護十二世祝聖為亞洲第一位樞機主教，也使得輔仁大學的國際地位隨之大幅抬升。

而輔仁大學之所以離開北平，不是受到日寇壓迫，反而是受內戰結果所迫，校地在中共建政後，隨著校系調整被劃為北京師範大學北校地。一九六○年，樞機主教于斌、田耕莘結集聖言會、耶穌會、中國主教團籌備復校，於台北縣新莊鎮重新開辦輔仁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