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文靜

在喜馬拉雅山區，我遇到索南。三十歲左右，黝黑的他是中菜廚師，他的廚房團隊隨我們登山。我鑽進第一個晚上山屋的廚房，地上的花椰菜已老黃，牛肉也好不到哪去，咬不太動的青椒牛肉、多種蔬菜煮成的大雜燴。又冷又累的我，皺起眉。我以為，索南是尼泊爾人，又想著山上克難，似也無法太要求。

隔天晚餐，在海拔二千八百公尺的山屋，同行友人乾脆進廚房，拿起大鍋煮出加了高麗菜與蛋的泡麵。冷得發抖的七度高山，熱騰騰的一鍋，大家排長龍搶一碗泡麵。

索南的菜，成為配角，他尷尬而靦腆微笑。我記得，這個笑容，還有他專注聆聽的眼神。他的言語極少。

十天後，我又上山了，再次見到索南。同樣的山屋，同樣的靦腆廚師。

第二次告別，我才知道，他是西藏人。五歲隨母親離開西藏，翻越喜馬拉雅山脈，從此沒有身分地滯留尼泊爾。他是黑戶，小時候住在尼泊爾波卡拉的西藏難民村（Tashiling Tibetan Village）。

長大後，索南在中餐廳打工，學了廚藝，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他娶雪巴女人，有了小孩，孩子有了身分。索南的故事，讓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一段戰亂遷徙、信仰的離鄉背井。再看他的笑容，我理解那不是靦腆，而是沒有國家，人在屋簷下的必須和氣。

波卡拉的山區，有通往西藏的山路，飄揚著藏族的五色風馬旗，從古以來這是尼泊爾與西藏的商道。一九五九年，中共的軍隊與拉薩藏民發生武力衝突，達賴喇嘛流亡到印度，此後，有十多萬的藏民也隨之逃亡。

藏民費盡萬苦翻越喜馬拉雅山，有的落腳臨時政府所在地，有的逃到尼泊爾波卡拉。尼泊爾收留了他們，境內有超過十座的難民營，這些「西藏村」有藏傳佛寺，供藏人每日祈禱，這裡還有藏語學校。這是為何在尼泊爾會有西藏村的原因。

心安頓了，但生計如何安頓？尤其，在人生地不熟的異域。

他們或當挑夫，或在餐廳當洗碗工，微薄營生，卑微地。也有人開設地毯工廠。他們活下來了，歲月悠悠，藏人到此已到第三代。索南是其一，幫廚丹增是其二，他十一歲才出來，能說中國話；同樣的，他也沒有身分。 丹增記得，千里夜行，有時在森林棲息，終於抵達印度北部的達蘭薩拉。他們把自己梳洗乾淨，等待達賴喇嘛的接見。達賴喇嘛撫慰了他們生死逃難的悲苦。

我問丹增，「為何不留在達蘭薩拉？」他說那裡生活水準已經飆高了，他無法在那裡謀生，才輾轉到尼泊爾。即便如此，沒有身分的黑戶人生還是辛苦。

桌上是索南與丹增為我們準備的最後一頓餐食，涼拌大黃瓜、炒花椰菜、雞肉燉馬鈴薯。菜餚的滋味已不重要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更勝於舌頭的滋味。

索南喊出他的廚師團隊，站在石階上成一列，唱著他們的歌，跟來自遠方的我們道別。淡淡的三月天，高山杜鵑花正高高盛開，希望索南與丹增的春天也不會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