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調偵辦京華城容積率案本是司法案件，北市府核給這麼多樓地板面積有無違法？前市長和涉事官員、議員有無收賄？只要查明證據即可判斷曲直。

涉事的前市長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再三否認收賄，威京集團主席沈慶京也否認行賄；京華城容積率冒高，又是都市計畫委員會依相關獎勵辦法決行。何況高雄國賓改建案的容積率更高；新竹市增給醫院容積的比率，也多過京華城，兩案早被檢舉，卻未見偵查行動。顯係從政治切入，呈鮮明對比。

柯文哲歷經住家、黨部辦公室被搜索，出庭遭逮捕後無保請回、羈押禁見、放棄抗告，無畏戴手銬穿囚服折損形象。民眾黨更啟動環台開講，抗議司法程序不義，上萬支持者群聚亮燈，要照亮黑暗。

民進黨在蔡政府時代，遇官商合意的政風弊案，檢調有的拖延未辦，或率爾簽結；有的檢察長選舉年到任，半年多即調差，傳出與選案查辦有關。

法務部、檢調的司法公義早被議論，換手到賴政府時代厲行打貪；可是輿論仍視為大案未辦或小辦，小案卻深究。體系內說法是檢察官聽命於檢察長，上層還有法務部長，政治力豈能不介入。

其實柯文哲和民眾黨很清楚司法軟肋，自認被當權者政治追殺，如今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撩下去拚一回，試圖釀成政治事件，以廓清司法改革方向。

檢調本應獨立不該是行政權的奴僕，《法官法》第十章第八十六條敘明檢察官代表國家依法追訴處罰犯罪，是維護社會秩序之公益代表人，須超出黨派公正執行職務。

檢察官代表國家追訴犯罪的法制源於歐洲皇權時代，國家的具體代表是有治理權的行政當局，檢察系統代表皇室檢控官僚庶民。延續至今，政黨輪政，檢察體系如只代表政黨組成的行政當局偵查犯罪，自然公義極易見疑。

前總統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蕭旭岑，舉台北地檢署重查三中案、洩密案為例指出，檢方辦案時某周刊連續披露內容、摧毀人設、用盡資源入人於罪，折騰被告。結果法院全判決無罪；但參與辦案的檢察官們反都升官，查洩密也成了查無此事的笑話。

警察辦案會便宜性放風給媒體，明知有偵查對象，卻會說還在蒐證中，鬆弛案主警覺；或故意指東家涉嫌，誘人自清，吐出西家才是案主，引蛇出洞。

檢調辦政壇大案，自應謹言慎行，卻有某媒體能掌握核心案情；偵查大公開下，遭各方批評意圖醜化對手黨主席形象，證據還沒到位，就已痛揍被告。

檢察官職務本色是尋找真相，但是惡不易查。尤其《法官法》的代表國家偵查犯罪，變成代表某政黨的政府檢控犯罪；行政力則循部長、檢察長、主任檢察官、檢察官這條線，政治力介入，社會公義（Social Justice）豈不岌岌可危。

檢察官本是公眾利益的代表人，軍購有弊會動搖國本，採購進口蛋、疫苗、快篩劑疑雲，和公務員重大貪腐案，均涉公帑蟊賊，豈能不查。另方面則是詐團橫行、毒品氾濫、暴力肆虐，均待檢警查察。

如今年度刑事案量已近七十五萬件，檢察官僅約一千二百人，業務壓力山大，必須妥適分配司法資源，用之於社會公義才不負民望。建議《法官法》的檢察官定位應再辨證，公訴人絕不應是一黨政府的傳令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