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近年與西方關係惡化，隨著北京當局不斷推出以國安為主導的戰略作為，中國與境外的交流，從經貿投資到學術研究，都出現改革開放以來惡劣的狀況，長期恐將影響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據彭博資訊報導，今年第二季外國投資者從中國大陸撤出資金的規模創下紀錄新高，儘管中國政府加大力道想吸引和留住外資，外商投資還是下滑。若這種情況持續到今年年底，將是自一九九○年有可比較數據以來，中國首次出現年度資金淨流出。

外資只出不進，除因大陸經濟成長放緩、內需衰退，也和企業經營成本上升及地緣政治緊張升高有關。更重要的是大陸自從二○一五年公告《國家安全戰略綱要》後，這幾年陸續制定了《國家安全法》、《網絡安全法》、《密碼法》、《數據安全法》、《反間諜法》等法律，讓外企動輒得咎。

近期英國《經濟學人》指出：中國經濟正面臨嚴重的信心危機，外國觀察家不斷下調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測；而真正的問題在於：中國經濟愈脆弱，資訊就愈封控地更嚴密，除了青年失業率已經被「改進和優化」，從八月十九日開始，證券交易所也停止發布每天外國投資流入的金額。

當重要的經濟資料一個個被關進了黑盒子，外企及私營部門難以做出精準決策，各級政府官員也面臨同樣的困境；經濟放緩與資訊黑洞兩相疊加，使中國經濟陷入無止盡的惡性循環。

如今這股資訊斷流潮也蔓延到學術交流領域，據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由於限制愈來愈多，西方學者在研究中國時，面臨愈來愈多的障礙。一些外國研究人員表示，考慮到他們個人，及任何與他們交談的中國人事後面臨的安全風險，他們根本不敢去中國。

與此同時，一些中國研究人員也停止與外國同行分享數據，以免違反《數據安全法》。北京某所頂尖大學教授直言，《數據安全法》措辭廣泛、模糊，讓學者備感焦慮不安。

報導指出，有一些障礙來自本國的反中情緒，但許多障礙是由中國政府設置的。這些障礙，導致一些中國問題學者改變了自己的研究領域，或者重拾毛澤東時代的研究方法，例如對黨內文件、官方媒體報導和其他材料的文本分析。有學者形容，「這是一種絕望之舉」，只能盡力而為。

去年七月中國新修訂的《反間諜法》正式施行，不但「間諜行為」認定範圍擴大，且效力溯及既往，如發表過中共認為的「敏感言論」，一旦入境即可能被查問。今年七月中國《國安執行法》新規上路，更以反間諜之名，擴大查驗電子設備。

中共二十大後，國安系統業管範圍擴大十分明顯，幾成「小國務院」，舉凡美中問題、涉台交流、網路安全、股市波動、社會穩定等都強力介入。這顯示當局高度依賴國安系統，包含訊息管道，但也造成商務部希望外資投資，外資卻因國安考量不敢進大陸等矛盾現象，更使經濟問題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