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鈞堯

我不僅臉盲，對時空也茫，常記不住哪些事情發生在哪一年。二○二四年春天，蔣萬安邀請前台北市長黃大洲演講 「施政的魄力」，我才真確記住，原來我待在Z集團那一年，是在一九九四。

那一年黃大洲代表國民黨，與趙少康、陳水扁角逐第一屆台北市民選市長失利，陳崛起、黃黯淡、趙成為名嘴，但在一九九四年春夏，勝負曖昧之際，一夥人在協理帶領下，側翼輔選黃大洲。

每天神經繃緊，集會、不定時會議，既然是側翼，便不能大張旗鼓高鼓，而是召集民間意見領袖，以座談方式，描繪北市最佳領航員。當然，這些球都必須做給黃大洲。會議中的結論會成為第二天，或顯著或者位居角落的新聞，以「地方包圍中央」態勢，漸漸形成共識，可惜黃大洲依然落選了。

那是我經歷過最貼身的選戰，訴求該如何求、做球要怎麼做，我對政治冷感，也對於訴求、做球感到厭倦，種下辭職念頭。

二○二二年八月，有一則網路訊息流傳廣泛，細數黃市長推動基隆河截灣取直，今天才有內湖科學園區與河濱公園。拆除汽車修理廠、養豬場、魚塘、汙水池、眷村、違建戶等，整建成今日北市之肺──大安森林公園。我每回到政大都要埋怨，怎麼沒有捷運哪，原來當年從校長到學生，都能找到理由反對。板南線的南港終點站原本是在中央研究院，而不是南港展覽館，學術界大老帶頭反對，認為鄰近捷運站人聲吵雜，必將影響學術品質。研究院似乎蓋在離島，或者月球。

黃大洲拙於言辭，政見發表會上被其他候選人壓著打，協理每回都瞇著眼打氣，會扳回來的。閱讀卓越政績，我忽然感到心疼，最終漂亮的政治語言形成美麗背景，但是走進一瞧，多數不是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