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聰哲

孔子所處的春秋戰國時期，王室既衰，禮崩樂壞，諸侯征戰，百姓困苦，政治制度由封建轉為專制體制，「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中庸》）孔子身處亂世，敏銳地感覺到時代變化，及其引起的君子階層危機，深切體認德不配位的嚴重性，故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

為了解決這些憂慮，孔子決定從教育入手。抱持著「有教無類」的態度，本乎「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論語‧陽貨》）。在孔子的心目中，一方面要使有位者有其德，進而要使有其德者能有其位，形成「德位相配」的完美政治人格。

綜觀孔子一生之事跡，不外從政、教學與編書三項，然從政屢遭讒沮，政治改革徒具抱負，留於後世者僅其政治思想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孔子少創作，僅止於修編六書，最值後世之所師者乃為教學，茲略述如後。

一、突破貴族教育藩籬，開創有教無類新格局。

所謂「類」，就是按出身地位、嫡庶貴賤、貴族平民來劃分。當代平民農工無受教權，士大夫不事生產卻可受王官學。孔子本於「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的理念，認為人皆有成才成德的可塑性，也反映出教育的重要性。因此他公開辦學，將官學移入私學，令王公貴族與庶民百姓皆有受教的機會，將古代貴族專有的詩、書、禮、樂，普及給民間。

「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史記‧孔子家語》）孔子的弟子不僅限於魯地，甚至當時被視為「蠻夷之邦」的楚國人，亦入弟子之列；社會地位上，不僅有來自貴族階層的，更多來自平民家庭。他突破了社會階級的藩籬，開創了有教無類的新格局。

二、因有教無類，故必須因才施教。

「孔子以詩、書、禮、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孔子家語》）

孔子是以官學「六藝」及自己修編的「六經」，作為施教的教材。三千弟子來自各方，其秉性資質當有差異，故言：「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論語‧雍也》）又云：「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論語‧述而》）本著智慧的差異，以啟發式、思辯式的教學方法因才施教，來開創有教無類的新風氣。

三、全人格的德化教育。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論語‧述而》）這是孔子最核心、最關健的教育綱要。道、德、仁三者，是孔子思想的中心概念；志、據、依，則是達到全人格德化教育的方法，其目的在求「仁者」理想的人格。

君子致道，首要在於志道；據於德，方能使致道途徑不偏頗；仁禮互為表裡，依仁者不可須臾離也；愉悅優游於六藝，使人格教育得以均衡發展。這四句話，將孔子的教育理念體現在教育實踐中，以培養完美的全人格。

孔子的教育觀，以全人格德化教育為主軸，開創有教無類的教育觀，採因材施教、啟發式的方法論，以兼古新修經典為教材，被譽為「天之木鐸」，後世列其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