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記者桂娟、雙瑞、翟濯

二○二一年十月，中國現代考古學迎來百年華誕。

一九二一年秋，位於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的仰韶村遺址第一次發掘，標誌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也證實了中國存在非常發達的遠古文化。

此後，中國考古學進入了以田野發掘為基礎的科學、規範的階段。安陽殷墟、章丘城子崖、廣漢三星堆、杭州良渚、偃師二里頭、赤峰紅山、鞏義雙槐樹……百年來，隨著各個時期的重要文化遺址不斷被發現和發掘，中國的歷史軸線隨之不斷被拉長，文明細節不斷被豐富。

填補了歷史的空白

仰韶村坐落在豫西澠池縣一塊黃土台地上，三面環水，仰首即可看見巍峨蒼茫的韶山，所以得名「仰韶」。這裡被譽為「中國現代考古學聖地」。

從一九一八年起，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和助手數次來到這個小村莊，採集到大量石器、陶片，並敏銳地作出判斷：仰韶村是中國遠古時代一處重要文化遺址，極有必要進行一次科學的考古發掘。

一九二一年十月，安特生帶領袁復禮等中國學者到仰韶村，正式開始發掘。歷時三十六天，開挖十七處發掘點，出土了大批精美陶器、石器和少量骨器、蚌器等珍貴遺物。一種新的史前文化類型「仰韶文化」由此被發現並命名。

學界普遍認為，仰韶村遺址的發掘，不僅是中國第一個通過考古發現認識到的史前文化，更填補了當時對中國有沒有新石器時代的認知空白。

然而，安特生一九二三年在其著作《中國遠古之文化》中卻提出，「然以河南與（中亞）安諾之器物相較，其圖形相似之點既多且切，實令吾人不能不起同出一源之感想。」後來，又在甘肅、青海地區發現了大量精美彩陶，由於當時華北地區沒有發現比新石器晚期時代更早的遺址，而在此之前，歐洲、中亞均有彩陶出現，安特生進一步推斷，中華遠古文化是在歐洲和西亞文化影響下產生的。

可想而知，在那個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年代，安特生對於中國文化的論述，激發了中國知識分子對新興學科的探索熱情。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先生曾言：「說起來中國的學者應該感覺萬分的慚愧，這些與中國古史有如此重要關係的材料，大半是外國人努力搜尋出來的……這些情形，至少我們希望，不會繼續很久。」

以李濟為代表的中國考古人很快就行動起來。一九二六年初，留美歸國的人類學博士李濟頂著寒風，帶隊前往山西夏縣西陰村。他希望找到更多證據，闡明彩陶的來源和與中國文化的關係。梁啓超曾給兒子梁思永寫信談到這次行動，針對當年安特生判斷的仰韶文化來自西方的論斷，他說這些中國學者「想翻這個案」。

西陰村的發掘，再次擴大了已發現的仰韶文化範圍，也是中國人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發掘，在中國現代考古學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李濟在掌握西陰村發掘材料的基礎上，堅定了對「中華文化西來說」的謹慎懷疑：「考較現在我們所有的材料，我們還沒得著十分可靠的證據，使我們斷定在中國所找的帶彩陶器確發源於西方。」

挖掘出另一條路徑

「（他們）演說中裡頭還帶著講『他們兩個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學者（濟之是學人類學的），真正專門研究考古學的人還在美國——梁先生之公子』。我聽了替你高興又替你惶恐，你將來如何才能當得起『中國第一位考古專門學者』這個名譽，總要非常努力才好。」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晚間，梁啓超懷著激動的心情給遠在美國的梁思永寫了一封長信。當天，李濟等人從西陰村考古發掘歸來，清華國學院舉行了茶話會，梁啓超參會並聽了李濟做的報告。

這一年夏天，梁思永聽從父親的建議，中斷學業。回國一年間，他擔任清華國學院助教，兼古物陳列所和故宮博物院的審查員，大都沒有薪水。利用在美國所學，他對山西西陰村發現的一萬多個陶片進行了詳細分類。這批陶片沒有一件是可以完整復原的器物，但通過與國內外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進行對比研究，他肯定了西陰村與仰韶村是同時代的遺存。

一九二八年八月，梁思永赴美繼續深造。基於回國一年間的經歷，他完成了碩士論文《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這是中國考古學者完成的「最早的一本專題研究著作」。他在研究中使用了類型學的研究方法，對後來的考古研究具有示範意義。

梁思永還創造性地提出了科學的地層畫分方法：以土質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來畫分地層，為科學而準確地認識古代文化遺存打下了基礎。一九三一年，山東城子崖遺址第二次挖掘由梁思永主持，當時他年僅二十七歲。一九三九年，根據城子崖的挖掘成果，他撰寫了《龍山文化——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

龍山文化的發現，也讓當時無法推翻「中華文化西來說」的中國考古人找到了另一條解釋中華文明起源的路徑。以李濟、傅斯年、梁思永、徐中舒為首的學者認為，中國文明的根在環渤海灣一帶，提出龍山文化自東向西、仰韶文化自西向東發展的「東西二元對立說」。直到一九五○年代中期，這一學說在學術界始終處於主導地位。

夏鼐　從實習生到奠基人

一九三五年春季，從發現之初就帶給世人無限驚喜的殷墟，迎來了第十一次發掘。二十五歲的夏鼐以實習生身分參加了這次發掘。此前一年，他從清華大學歷史系畢業，並以絕對優勢的成績拿到了公費留學名額。

畢業前夕，他為自己選好了繼續求學的研究方向——中國近代經濟史。但當時，留美考試在北平擇定的專業是「考古學門」，因此成績一公布，他就面臨研究方向的選擇。

一九三五年三月，正在殷墟發掘現場參加實習的夏鼐，得知這一年的留美考試有「經濟史」一門時，他認為自己本是埋首讀書的人，考古學的田野工作並非所長。在殷墟兩個多月後，即將結束實習時，他在日記中仍流露出類似的想法，「我覺得自己不配弄考古，對於田野工作，已有些生厭了，覺得它的單調，不生興味」。

儘管殷墟的發現是如此驚天動地，「一片甲骨驚天下」，殷墟使傳說中的商朝徹底被證實，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往前推進了一千年。但是從夏鼐日記中可以看出，這位日後的中國現代考古學奠基人之一，當時對考古並無多少興趣。

對殷墟遺址的發掘，打開了中國考古學田野考古的一座寶庫。一九二八年十月至一九三七年六月，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先後組織殷墟發掘十五次，發掘大墓十一座、方坑一個、小型墓和祭祀坑一千二百多座，以及大量建築基址，出土刻字甲骨近兩萬片和大量陶器、銅器、玉器等。

「殷墟的發掘，把輝煌的商代文明展現給了世界。中國之所以成為四大文明古國，和殷墟發掘有很大關係。」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說。

猶疑徬徨轉為明確

當年參與殷墟發掘的夏鼐，與梁思永幾次面談，並與李濟通信，反覆商酌自己留學的去向問題。在他們的指導和幫助下，夏鼐把赴美留學改為赴英。在選擇方向時，他認為，「中國將來之考古學，必須以埃及考古學之規模為先範，故中國之考古學界，必須有一人熟悉埃及考古學，以其發掘技術及研究方法，多可借鏡。」

轉入倫敦大學埃及考古學系前，通過幾個月的潛心學習思考，以及在殷墟發掘中打下的基礎，夏鼐逐漸對考古學產生了興趣，從最初的猶疑徬徨轉變為方向明確的決心。但可能連他自己也沒想到，日後他會領導中國考古事業長達三十餘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