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記者徐壯

一九三○年代，一位德國飛行員在寧夏銀川飛掠過賀蘭山。山前的幾個「土堆」兀然而現，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不由得用相機記錄下眼前奇景。

這幾個當時人跡罕至、也無人知曉來歷的「土堆」，正是西夏陵。陵塔巍峨壯觀，既顯示著墓主人的高貴與尊嚴，與恢弘的賀蘭山形成了一種和諧莊重的壯美，反映著建造者高超的工程水平和謹嚴的營造理念。

「一九七二年，寧夏文物部門經過調查，確認這處遺址就是建造於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紀的西夏陵，並陸續發掘了六號陵等，取得大量考古認識。」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柴平平介紹，西夏陵西北傍高山、東眺黃河，背山面水、地勢高敞、面向開闊，這個區域洪水危害較輕、地質結構緊密、地下水位較深，為西夏陵選址提供了重要地理基礎。

作為申遺項目的「西夏陵」，畫定的遺產保護區近四十平方公里，遺產緩衝區超四百平方公里，規模十分宏大。它包含九座帝陵、二百七十一處陪葬墓、五點零三公頃北端建築遺址、三十二處防洪工程遺址，還包括陵區出土的七千一百件館藏文物與遺址上的大量建築構件殘件。

回溯歷史關鍵位置

理解西夏陵，離不開對西夏歷史的回溯。

生活在中國西北地區的黨項，原屬羌人的一支。唐朝時，黨項集中到今甘肅、陝西、寧夏一帶，與中原文化的接觸漸多，社會生產有所發展。一○三八年，黨項首領元昊稱大夏皇帝，定都興慶府（今銀川），史稱西夏，延續近二百年。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古代中國」基本陳列上，一件出土於西夏陵六號陵的綠釉鴟吻十分顯眼。作為西夏陵的一個建築構件，它形體高大，既與同時期中原地區的鴟吻相似，又具有龍頭比例更大、魚尾分叉等方面的獨創性。

從一個鴟吻，便可一窺西夏當時基於不同民族、不同生業、不同文化相互交流而產生的文化融匯與創新特徵。

細看西夏陵，這種「融匯」的造物比比皆是。

比如，西夏陵的選址借鑒北宋盛行的《地理新書》中陵墓選址山水形勝觀念，反映出中國傳統陵墓擇地的一般性原則；西夏陵在保持了唐宋以來陵城內置上宮的基礎上，將供墓主靈魂生活起居之用的下宮以陵城內的陵塔代替；在陵城中軸線外，西夏陵以獻殿、墓道封土、墓室、陵塔構成北偏西的另一條軸線，融合了黨項民族「鬼神居中」、以避鬼神的傳統信仰。

在西夏陵博物館館長師培軼看來，西夏陵的上述特點見證了西夏在承襲唐宋帝陵陵寢制度、傳統木構建築形制作法，以及儒學理念思想的基礎上，吸收黨項、吐蕃、回鶻、契丹、女真等多元族群文化傳統所形成的陵寢制度。

漢字相近多元一體

另一方面，西夏西控河西走廊、連通西域地區，東接黃土高原、連通中原農耕地區，正處於絲綢之路關鍵位置。

「西夏陵學習自中原的減柱造、移柱造作法，以及中原本土未見的闕門、轉角等處圓弧形造型等，充分展現西夏在中原與西域之間經濟與文化交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陳同濱說。

在西夏陵，出土了大量西夏文殘碑。這種文字形制和漢字相近，以漢字的字形和構造方法為基礎，共有六千餘字。

西夏史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史金波認為，西夏文這一創造，充分說明西夏為中華文明提供了特殊的貢獻，顯示出中華文明的多樣性、包容性。

史書記載，西夏的中書、樞密、三司、御史台等機構均借鑒宋朝設置，甚至連「開封府」這種地域性很強的官衙名稱也照搬，作為都城興慶府的府衙。

「宋遼夏金時期，北方少數民族相繼進入農牧交錯地帶或農耕區，逐漸放棄傳統遊牧生活，開始轉向農耕和半農半牧生活，這本身已是一種文化認同。」寧夏大學民族與歷史學院院長杜建錄說。

眼下，西夏陵進入遊覽旺季。遊客們通過景區設置的透明復原示意圖遠眺，想像著當年陵塔上的木構建築何等壯觀，當年的西夏何等富饒。

新華社港台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