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鈞堯

幾年前，我有篇小說獲得台北書展基金會推薦，參與「文學與電影」媒合平台。主辦單位慎重邀請國外簡報專家，教導出版社製作有吸引力的報告。我外語糟，忙找懂外語的作者幫忙，不懂簡報製作技巧，請出版社協助設計。

小說名〈泥塘〉。寫駐守前線的士兵，暗戀已婚、育有一子的漁婦。夏颱忽來，好幾艘漁船被風浪吞沒，漁夫也失蹤，士兵聞此該喜、該憂？第二天海平靜了，沙灘忽見騷動，難道是中共水鬼趁隙潛伏？士兵舉槍瞄準。準星內竟是漁夫。士兵的板機該扣、該放？

那段期間我亂做白日夢，盡想著小說改編為電影後，不能再叫〈泥塘〉，該取做〈愛情，逃出槍口〉或者〈海邊小村〉等。女長、男少的愛情故事，女主角非徐若瑄莫屬，我的白日夢，愈發長了。關於文字與影像的派遣、互涉，在創作時即已發生，電影則要具體呈現、再映現，彷彿讓作者與文字裸身站著，成為立體、成為畫，變成關懷與愛的延續、變成痛快。

媒合會議分兩階段，第一天當眾報告，第二天彷彿相親，與各製片公司逐一面對面談話。我只是尋常可見的蘋果，卻因為製片公司充滿興味的提問，而露出天山雪蓮一般的微笑；天山雪蓮千年結果一回，珍貴而稀有。

我終於報告完畢，出版社編輯特地探班，問我順利嗎？我疲憊搖頭。她拿起資料，難掩興奮地說，「吳先生，我這一次的簡報，做得很漂亮矣。」我愣了一下，然後急促地說，有、有，很多人看到，都禁不住讚美。

我們一起笑了。當時，我們都忘了天山雪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