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龔敏迪

明代隆慶、萬歷年間，亳州牡丹「極盛」，培育新品牡丹成為時下的一種風氣。

薛鳳翔的《牡丹史》載：「今亳州牡丹更甲洛陽，其他不足言也。獨怪永叔嘗知亳州，記中無一言及之，豈當時亳無牡丹耶？」薛鳳翔的祖父薛蕙，在明嘉靖初朝中發生「大禮之爭」時，寫了〈為人後解〉、〈為人後辨〉等萬言書上奏，反對皇上以生父為皇考，惹惱了皇上。於是薛蕙辭官回歸故里，在家中種植牡丹，闢「常樂園」，在其中尋找「天於清高補富貴，人從草木寄文章」的境界。薛鳳翔更是「英年掛冠，葺先人之舊廬，嘯傲其中，庋書萬架，栽花萬本，而牡丹最為盛」。他英年即辭官掛冠，在先人的牡丹園中讀書萬卷、栽花萬本，嘯傲其中。

當時亳州牡丹園已經星羅棋布，除了薛家，還有王謙夫「松竹園」、李典客「涼暑園」、李方嶽「適園」、夏之臣「南里園」等。

夏之臣在〈評亳州牡丹〉評論：「吾亳牡丹，年來浸盛……吾亳土脈頗宜花，無論園丁地主，但好事者，皆能以子種，或就根分移。其捷徑者惟取方寸之芽，於下品牡丹全根上如法接之……其種類異者，其種子之忽變者也。其種類繁者，其栽接之捷徑者也。」

夏之臣的「忽變說」，卻揭示了「宋時花師多種子以觀其變，頃亳人頗知種子能變之法」也印證了歐陽修說「四十年間花百變，今不數年百變矣」的祕密。種子的處理、種植以及嫁接，使不同元素融合的方法，都會引起「奇奇怪怪、變變化化，故者新，新者又故」的流動與創新之美。而其「歲歲皆新」、「新特間出」的多樣性變化，難道不也是一種別轉頭去之後，打破沉悶與無趣的寄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