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文靜

已無從考究，日本建築師森山松之助當初繪圖台北最重要的自來水廠時，是否受到伊斯坦堡地下水宮殿影響。但從台北到日本，再到伊斯坦堡，二座蓄水池博物館在千年之後，隔空對話美學，也對話「水來了」的城市歷史，這豈是精采二字能喻。

一百二十年前，台灣人平均壽命約三十至四十歲。

那是日據時代，日本軍人來台灣初期，約有四千八百名的日本士兵因公殉職，戰死者只有一百六十二名，三%。其餘的九十七%的士兵是病死。一位日本隨隊軍醫對當時台灣這樣描述：「市街不潔，人畜排泄物在街上到處溢流，被亂跑的豬隻掃食……又犬、雞、豬和人雜居，糞便臭氣充滿屋內。」因為街道滿溢汙水，使得瘧疾、霍亂、鼠疫、阿米巴痢疾肆虐。

另一個數據，來自美國衛生調查通報，一九○二年提到台灣的鼠疫疫情統計：一九○一年四千五百一十九例鼠疫通報，有三千六百三十四例死亡。而今看來，這是比COVID-19致死率還高的數據，因此彼時台灣被稱為「死疾之地」。這樣時代背景下，有一個英國人來到台北，這位娶日本妻子、會穿日本和服，定居日本的英國人叫做威廉·K·巴爾頓（William Kinnimand Bunton），改變了歷史。

一八九六年，四十歲的他受聘於台灣總督府，與日本助手濱野彌四郎來到台灣，展開對台北城內、大稻埕、艋舺的市街衛生調查。在今天，看不出有何困難的事，在當時卻是極大挑戰。

巴爾頓認為，杜絕台灣疾病的關鍵就是展開自來水與排水道工程。台灣現代化的自來水道於焉開始。 如何建設一座城市的乾淨而有效率飲用水？他上山展開全台探勘，不顧當時山區會被原住民殺害的危險，也不顧炎夏的瘴癘。最後提出一份擲地有聲的台灣水道系統設計藍圖。在他手上，台灣第一座自來水蓄水池誕生，一八九九年四月一日「滬尾水道（淡水）」啟用。巴爾頓因此被譽為「台灣自來水之父」。

但他也命喪於工作。因為探勘台北新店溪上游染上瘧疾，又感染赤痢，四個月後，四十三歲的巴爾頓病情惡化病故。

在台灣只有三年的巴爾頓，去世後，他的助手濱野彌四郎繼續留在台灣二十三年，落實巴爾頓的規畫，讓台灣脫離瘴癘之地。一九○四年日本國會議員竹越與三郎到台灣時驚訝地說：「我所看到的台灣，純然是歐洲風的清潔宏闊市街，道路好像東京的道路，甚至比東京的道路還漂亮。」

一九一九年三月三十日，日本總督府在台北水道水源地設置銅像紀念巴爾頓。但因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日本瀰漫反英美的氛圍而被拆除。直到百年後的最近，巴爾頓的銅像再度被立起，沉寂百年的英國人再度被記憶。

不少人在台北公館這座巴洛克建築只到此一遊地拍照，既無心探索華麗建築的背後，沉睡一位悲壯的英國人，也沒繼續循步道探訪後山的觀音山蓄水池，錯失感受百年前的日本人美學。即便只是一座自來水廠，也在傳遞藝術。

近五公尺高的蓄水池，在間接燈光投射下，牆頂柱頭的新古典主義裝飾，牆上斑駁水漬褪成不經意的百年畫。這讓我想起，一千五百年前的另一座蓄水池 ── 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地下水宮殿。

步入已成博物館的千年建築，驚見一座歐洲地下宮殿，十二行的三百三十六支華麗大理石石柱，柱頭各有不同希臘風格。最著名的兩支石柱，巨大底座是頭髮如蛇的希臘神話女妖梅杜莎石雕。這是當時拜占庭帝國為首都人民所建的蓄水池，非常先進，展現當時世界第一強權的氣派。我忖度，現代哪一座自來水廠的美學，能相提並論？

建築物的生命，可以比人的生命長久。人作古了，但建築物留下繼續說話；或，後世人透過建築穿越時空，探索古人的思想。

已無從考究，日本建築師森山松之助當初繪圖台北最重要的自來水廠時，是否受到伊斯坦堡地下水宮殿影響。但從台北到日本，再到伊斯坦堡，二座蓄水池博物館在千年之後，隔空對話美學，也對話「 水來了」的城市歷史，這豈是精采二字能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