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記者黃垚、周穎

早上八點，河源恐龍博物館館藏研究部副主任黃志青把草帽和水杯扔上吉普車後座，就向十多公里外的工地開去。六月中旬，派出所的熟人發來微信，說「聯新村一工地發現了疑似恐龍蛋化石，你們要不要來看看」，黃志青一下來了興趣。

到工地後果然沒有讓他失望，施工爆破的石塊裡已經能看出明顯「端倪」，黃志青打算就地勘察。跟隨施工進程，他幾乎每天都來工地，在岩壁和石塊中找尋蛛絲馬跡。

車駛出中心城區，滾燙的陽光炙烤著裸露的岩石，企圖喚起深埋地下的遠古生物信息。黃志青的思緒一下飄到二十四年前那個夏天。

神仙腳印 脫落的蛋窩

彼時距離河源發現第一窩恐龍蛋化石不過幾個月。一九九六年三月六日，在城南南湖山莊工地玩耍的四個小學生意外發現恐龍蛋化石，打破了這個粵東北小城的平靜。隨後，河源恐龍蛋化石發掘出現「井噴」，一枚枚、一窩窩形狀各異的恐龍蛋化石在各村寨、工地「露頭」。

「數字每天都在刷新，大家沒想到這樣的石頭就是恐龍蛋。」時任河源市博物館館長黃東回憶，之前他恰巧看過恐龍蛋相關資料，「知道這個東西很珍貴」，就趕緊給市政府打了報告。

一個星期後，河源市政府發出關於保護恐龍蛋化石的通告，明確施工動土時須報請市博物館派人到現場考察等內容。通告貼遍村頭巷口、工地道路以及紅砂岩分布的地區。這時人們才知道，曾經在河源民間流傳的「神仙腳印」，其實是恐龍蛋化石脫落後的蛋窩。

根據群眾和工地發來的線索，黃東帶著博物館工作人員四處「搶救」，單單在河埔大道就撿了八百多枚。修路的工人感到驚訝：「原來這就是恐龍蛋啊！路下面不知道埋了多少呢！」

數量之多令人驚訝，且多在山地，黃東咬咬牙用本就不多的經費買了一輛二手吉普車運送化石。隨後，黃志青開車載著同事開啟了一次次「尋蛋之旅」。河源盆地一百多平方公里的紅砂岩層，厚度達四千公尺，到底埋藏了多少恐龍蛋？他們一次次靠近答案，但從未揭開。

「不僅裸露在岩層表面的化石很多，有的山頭每層都有，甚至隨便施工炸山就能發現。二十公尺高的小山丘一炸開，發現了二百三十七枚。」黃東說：「哪怕在河源市恐龍博物館新館工地上，都發掘出一窩十六枚恐龍蛋化石，至今還有三枚露在館牆邊的石壁上。」

增長幾近瘋狂。二○○四年十一月，河源市博物館擁有恐龍蛋化石已達一萬零八枚。二○○五年一月，他們接過金氏世界紀錄證書，榮膺世界館藏恐龍蛋化石數量之最。

尋蛋之旅 興奮變責任

榮光之後，發掘仍在繼續。四面八方的線索不斷湧來，只不過逐漸從電話變成了微信。「這幾年派出所經常來消息，有時候抓捕行動也會帶上我們。」河源恐龍博物館館長杜衍禮說：「有次在一個毒販家找到了兩窩，我和黃志青一趟趟搬回來；還有次派出所收繳了五百多枚，附近居民把水桶借給我們才弄回來。」

多年來，黃志青已經練就了深厚的「目測」功底——在同一岩層，從已發掘的點位用肉眼判斷找出另一個發掘點，「勝率」頗高。他的車換了兩三輛，發現化石也從「興奮」慢慢轉向了「責任」。但每次開車出門，他總能想起在一個個燥熱夏天，穿著背心、戴著草帽意氣風發的「尋蛋之旅」。

「當年的通告的確發揮了很大作用。這些年館藏的化石起碼百分之七十都是群眾提供線索找到的。」杜衍禮說，在河源，人們對恐龍蛋化石的認知已經「深入骨髓」。

二○一九年七月，河源九歲的小學生在東江邊玩耍時發現破碎的蛋殼化石，一眼就認出來這可能和恐龍蛋有關。隨後，博物館在地下發掘出十一枚蛋化石，並判定這些恐龍蛋應該屬於白堊紀晚期。

目前，河源恐龍蛋博物館館藏恐龍蛋化石已超過一萬八千枚。這些化石種類豐富，長條形、稜柱形、橢圓形、扁形、圓形等形狀各異，規格從一點五公分至二十三公分不等，大多屬於白堊紀晚期。但深埋在城市鋼筋水泥下和未開發山區的數量，仍是未知。

一群瘋狂化石收集者

解開化石遺留謎題

面對博物館裡像番薯一樣碼放的恐龍蛋化石，黃東感到最遺憾的是丟失了「歷史信息」，但這也是「沒辦法的辦法」。多年來，他像一個瘋狂的化石收集者，在每一輛挖掘機的車鬥下「搶救」化石，和城市發展速度賽跑。

「以前沒有那麼先進的探測手段，收上來單個的化石也不知道它周圍地層環境是怎樣的，更別說知道這顆蛋屬於什麼恐龍了。」黃東說：「這種情況下，『搶救』仍是第一位的，必須為後續的研究留下標本。」

發掘前幾年，恐龍蛋化石數量驚人，但遲遲沒有見到「龍」的身影。直到一九九九年龍骨化石和二○○一年恐龍足跡的發現，遠古河源的恐龍生態畫卷才就此徐徐展開。

半路出家修恐龍蛋

一九九九年七月，河源市民林德和在黃沙村的一處荒坡挖出恐龍骨骼化石。黃東立馬擴大尋找範圍，並帶著樣本前往北京。經專家鑒定，確認化石為「指骨或恥骨的遠端」。當年八月，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董枝明、呂君昌等專家來到河源現場發掘，發現了一塊長約二十公分的恐龍肢骨化石。

收穫令人意外，但由於經費原因，發掘在不久後暫停。野外經驗豐富的呂君昌讓工人將部分生活垃圾埋在發掘點，「留個記號」。

近五年後，發掘重啟。當初的荒坡早已被夷為平地，發掘點失去了所有位置參照。一半靠記憶一半靠運氣，挖了三天，在經費快要耗盡的時候，終於挖到了呂君昌曾經讓埋下的塑膠布。黃志青打電話給黃東報喜，電話那頭黃東覺得難以置信，說：「你別開玩笑啊，我這幾萬塊經費都快沒了！」

伴隨挖掘的是曠日持久的修復。「當時加上臨時工不過兩三個人，大家幾乎都是『半路出家』從修復恐龍蛋化石學起，最開始就順著紋路一點點敲下去。」河源恐龍博物館副館長袁偉強說。

靠人民幣五塊錢一張門票收入的博物館負擔不起太昂貴的修復支出。他們只能買硬度大的高碳鋼剔針來「對付」包裹化石的堅硬岩石。「硬碰硬」的結果是工具很快鈍化，修復工人得不停打磨，並逐漸掌握了打磨蘸水的火候。「我們後來都成了非常熟練的鉗工。」袁偉強說。

對他來說，最大的挑戰是修復肋骨和頭骨。出土的頭骨已被壓扁，很難判斷形狀和走向；肋骨細長，斷斷續續凌亂交錯。「走向錯了就毀了。」袁偉強說：「在沒有電子放大鏡的情況下，修復猶如刺繡，精細且緩慢，通常一天也修不了幾平方公分。」

微薄力量慢慢累積

隨著修復難度加大，呂君昌到河源進行指導。「我們博物館在編只有七個人，每年辦公經費總共不到一萬元（人民幣），扣去日常開銷所剩無幾。」袁偉強說，當時為省錢，他陪呂君昌在博物館附近的金花廟住了一個月，吃飯問題輪流在博物館員工的家裡解決。

呂君昌告訴他：「化石修復最重要的是保留有用信息。」條件所限，袁偉強只能用不太精細的工具一點點將「歷史信息」剔出來。修復肋骨他花了三個月，修復頭骨花了半年。

最終，三具完整的恐龍正型標本得以呈現。經專家研究，這是河源地區特有的一種恐龍，屬竊蛋龍類。呂君昌在發表的論文中將其正式命名為「黃氏河源龍」。

隨著時間推移，博物館用於發掘的鐵錘換成了地質錘，高碳鋼剔針也換成了進口氣動槍。接棒修復工作的館員黃華樂如今在一百多平方公尺的板房裡，拿著氣動槍像牙醫一樣，慢慢讓化石更加精準地露出本來面目。

但即使工具進步，修復的進度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快。「單單修一個直徑六公分左右的圓形蛋化石就需要一個月，六大窩化石整整修了四年。」黃華樂說，這是一項靠毅力的工作，每修出一個化石都是微薄力量累積的結果。

對於慢工出細活，黃華樂並不著急。「每一個階段需要的都不是數量，而是質量和科學態度。」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副研究員王強認為，若保存條件不具備，標本修復出來反而對後期研究是種破壞。「技術力量欠缺是各地博物館都存在的問題，加上古生物專業性很強，不同的標本在保護要求上側重點有很大差異。」

黃華樂說：「歷史給我們留下信息，我們要想辦法把它挖出來，等技術更加成熟時，更多的謎題才會慢慢解開。」

館長杜衍禮說，河源恐龍博物館已經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資料系統。每一個恐龍蛋化石的尺寸、重量、地點和層位等信息都清晰記錄在案，像一串串加密符號，等待未來一一破解。

新華社港台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