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鈞堯

十五吋或者更小的黑白電視機，是我跟世界的接壤。那戶人家姓薛，每晚六點半，我們吃過晚餐，天色已暗，星星的芒光依然足以探路，我們拎著各自的板凳，非常害羞並且知道分寸，坐在薛姓人家的後邊，掙著小臉蛋、撐大眼，盯著連續劇或者歌仔戲。

除了看戲，我緊跟著字幕，一個音、一個字。很不明白當時的我何以跟緊那些看不懂的字。我才六歲、七歲，剛背好注音符號，似乎預感文字是開啟他方的鑰匙，儘管當時，我被困在無際的苦黑。開雜貨店的吳姓宗親買了村子裡第二台電視機，依然黑白與礙仄，但這些到了中午都沒人理會，村裡十之三、四的大人、孩童，齊聚他家，讓出第一排雅座以後，各自尋找理想的觀看位置。我多次爬上三合院牆上，挨著大日頭，收看黃俊雄布袋戲。

每一天中午與晚上，大夥看一樣的戲，討論同樣的劇情，對於情節發展與結局，自有見解。這多麼像人生這框架，你說該是十五吋還是五十里，每一個伸出去丈量的手，都像瞎子摸象。

十五吋電視機首先為我衡量了當代的紛擾，那些構造的情節、武林跟英雄，以及一個春光漫好的四月，教室外頭的棗子葉掛滿新雨，一顆一顆晶瑩渾圓，當陽光透進，它們響了起來，爭著誰亮、誰又更亮。校長隨後公布的消息讓整個天都黑了，六個年級、近兩百名學童，分往兩戶有電視的人家，觀看「蔣公」出殯。一直到那一天，我們才知道「偉人」「駕崩」。天沒有崩，也沒有因此長黑，但我們的悲傷很認真，我們的沮喪都是淚水。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過世、一九七九年中共與美建交，變成一股一股的移民潮。

多年後，我的一個親戚從美國歸來，當時都已經解嚴了，但親戚還是用苦、用難框架台灣，多要了幾袋飛機上的花生米當伴手禮，他鄭重擺在客廳茶几，跟花生米包裝袋上的英文字站在一個陣線，很明顯地流露他的優越。我們不知道該招待什麼好，倒好茶水、擺上瓜果，只好打開電視招待。我家也「買」電視機了，正確來說是獲得饋贈，一架二手黑白電視機。尺寸該已升格到十九或二十一吋了，親戚不看，但我們沒有關掉它的意思，親戚以新聞與綜藝節目的吵雜聲為背景，毫不客氣地怒罵「侵占」他房子與職位的人。

「一棟仁愛路上的房子，才五十萬，你們說，這比搶還可惡；我的校長職，被小十屆的學弟給幹了，不知道怎麼輪到他的……」爸媽都是安分的莊稼人，雖已經搬離鄉村定居城市，性格依然土氣。況且，他們面臨的是素來敬仰的博士、教授，從小，親戚就像個神話，一遍遍被述說，直到他帶著幾袋花生米造訪，我才能親見。

我並沒有能力反駁，那不是「侵占」，而是「購買」；職位不是被偷，而是後繼者「夙夜匪懈」，一天一天實地踏來的。我酷愛花生，還是撕開封口吃了，並且把爸媽一直禮讓的那一份，都給吃淨了。外國月亮都更圓，何況美國花生？

幾十年後，我受邀請到美國密西根等地講座，寄宿朋友家。正逢中秋，我從月亮升起時便看著，它移動到樹梢邊、再走到兩棵楓樹中央，我拉著友人說，「看，中秋月哪。」他們忙得沒有時間抬頭，公司的電腦業務是先生的每天重點，為大型公司偵查數據，提供偵錯資訊；雙胞胎的接送是太太的日常，接送上下課、學鋼琴、芭蕾與空手道以及僑胞事務等，這樣的日常根本無法日常。

他們與孩子還有我，都一起抬頭。不知道是誰一聲短嘆，我聽出來了，那是「月是故鄉圓」。我們走向游泳池畔，先生已經架起烤肉架，兼有紅肉、月餅跟文旦。月亮倒影池上，飛鳥過處，淡淡微笑。

朋友家屋宅氣派寬敞，我借宿的房間，小窗正對成片的樹林跟大門口，在許多個沒有外出，而我獨自沉靜的上、下午，夫妻倆的車子進進出出，這才能把一個家織得靠譜。有一天下午，我獨自在家，好奇這地下一層、地上兩層的別墅裝填了什麼？夫妻倆的合影懸掛主廳大牆，新郎唐裝、新娘旗袍，二樓穿堂不只是穿堂，設有書房，以及一個特地擺設的視聽間。電視居中，螢幕薄而寬敞，至少六十吋了，我找了一個沙發坐下，沒有打開，而靜靜看著。遠樹與窗，跟坐著的我，不論遠近都投映在螢幕上。光線不夠，我、樹以及遠天白雲的倒影，都黑白了。

黑與白，不影響回味的色彩，我旅踏各地，都曾看見十五吋電視機，被當作緬懷的意思，放在展間、咖啡廳。選台的圓紐已經固定在一個頻道上，該像我一樣，跳上三合院的牆，沒有人記得戴帽子，也從來沒有人認為，陽光會是一種威脅。

我總忍不住拿手機拍，它們便從這個框架移到了另一個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