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報導／杜晴惠

「任何一個作家創作都離不開其生活的根源，這個根源我想就有他的故鄉記憶、童年。他經歷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都會在作品中留下痕跡。」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今年八月出席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與來自世界各地的漢學家對話，他建議作家在運用「方言土語」寫作時，應該把它「馴化」，這樣更利於被廣大讀者所接受和理解，也有利於漢語的豐富發展。

莫言在這場國際研討會上所言，一如他自己多年來在文學創作上的努力，他的作品從豐富的現實生活中獲得養分，卻總能經過巧妙的轉化，讓作品超越「鄉土文學」的狹隘範疇，達到人的普遍性存在的高度。

近年醉心筆墨之趣

事實上，莫言的創作理念不僅止於表現在小說上，堪稱「跨界」藝術家的他，從話劇、戲曲、影視劇本創作、詩詞到中國書法多有涉獵，尤其近些年更是醉心於筆墨之趣。今年十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他首度的書法個展《筆墨生活——莫言墨跡展》於北京舉行，主辦單位對外表示，透過展出的筆記、詩詞、對聯等近百幅書法作品，更可以一窺這位當代作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書寫實踐。

然而，對於書法個展，莫言接受陸媒採訪時說，從不敢把自己寫的字稱之為「書法」，充其量就是用毛筆寫的字而已，但他為什麼還要寫呢？因為寫字一旦成癮，實難戒除，用毛筆寫字是為了向老祖宗和書法家致敬。

他說：「首先，我辦這個展的目的，一是希望在批評中求進步；二嘛，也有期望著幾句哪怕是客套的表揚的虛榮，因為我肯定是錯誤地感覺到這幾年來在網友們的批評下，我的字有了一點進步。第三就是希望通過辦展讓大家更多地看到我的字的真模樣，因為現在坊間和網上流傳著一些所謂的『莫言書法』其實非我所寫。有幾位朋友摹我的字已經摹得很像，但一不小心，就把他們的書法功底露出來了。那些寫得完全不像我的字而又署上了我的名的，寫得也都比我好。真是委屈了這些朋友。」最後，莫言說，辦展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在這個鍵盤時代裡，用他自己拙劣的實踐，喚起大家用毛筆書寫的熱情，「所謂的中國傳統文化，漢字和漢字的書寫——尤其是毛筆書寫——是基礎也是最重要的內容。我想這樣一來，書法才真是具有了進步和提高的廣泛的群眾基礎。」

文人與書法緊相聯

莫言的首次書法個展由夢邊文化主辦，匡時國際、匡時在線協辦，他們找來同樣熱愛筆墨書寫的台灣作家張大春擔任策展人。張大春認為，莫言的字——尤其是刻意用左手書寫的墨跡，看來似乎沒有二王（王羲之和王獻之）以降整個書法傳習歷史的臨摹傳統痕跡，也恰恰就沒有了清朝書法家錢泳所謂：「為真、行（楷書、行書）汩沒」的天真氣、孩子氣、自然氣。

夢邊文化創始人張維娜則表示，中國文人自古與書法藝術緊密相聯，從蘇東坡、王羲之到近代的梁啓超、沈從文，個個寫得一手好字。文人念念不忘書法，書法是文人回到藝術最近的路，也是最日常的路，因為文人終日與文字為伍，寫字出於本能，雖然久別，總歸還是要回去的。

成長環境與家庭教養 形塑作品價值觀

二○一七年第二十四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莫言應邀出席「故事溝通世界：莫言對話三十國漢學家」活動。過程中，莫言坦承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確實帶給他一些壓力，「讀者的期望很高，自己也希望獲獎之後還能寫更好的作品，這都形成一種壓力。所以過去我覺得寫得差不多就拿出來了，現在就會反覆修改，放一放再放一放，希望錯誤盡量少一點，起碼自己比較滿意才拿出來。」儘管如此，「為什麼還要寫作呢？」他自問自答，「就是喜歡寫小說，對小說藝術追求完美的病態般的熱愛，希望能寫出感到非常得意的作品，這種自我滿足感是其他任何榮譽都無法賦予的。」

悲憫不當批判工具

言談中，可知莫言的寫作之樂，他深知自己的文學作品之所以能感動人，是因為他能掌握住人性的光明面。

二○一三年在佛光大學授與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典禮上，他表示，作品必須包含悲憫和終極關懷，但是不能把悲憫當成批判工具，救助是發自內心的需要，如果做給別人看，層次就低了。文學是要發揚悲憫，才能超越一般講故事的小說。

事實上，莫言的成長環境與家庭教養是形成他作品價值觀的主要來源，從他撰寫的《母親》一文，更可以看出他的寫作初衷。

莫言在文中寫道：「生活留給我最初的記憶，是母親坐在一棵白花盛開的梨樹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紅色的棒槌，在一塊白色的石頭上，捶打野菜的情景。綠色的汁液流到地上，濺到母親的胸前，空氣中瀰漫著野菜汁液苦澀的氣味。那棒槌敲打野菜發出的聲音，沉悶而潮濕，讓我的心感到一陣陣地緊縮。這是一個有聲音、有顏色、有氣味的畫面，是我人生記憶的起點，也是我文學道路的起點。我用耳朵、鼻子、眼睛、身體來把握生活，來感受事物。」

但是，這個記憶的畫面中更讓他難忘的是，辛苦勞作的母親儘管愁容滿面，嘴裡卻哼唱著一支小曲。「當時，在我們這個人口眾多的大家庭中，勞作最辛苦的是母親，飢餓最嚴重的也是母親。她一邊捶打野菜一邊哭泣才符合常理，但她不是哭泣而是歌唱，這一細節，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它所包含的意義。我母親沒讀過書，不認識文字，她一生中遭受的苦難，真是難以盡述。戰爭、飢餓、疾病，在那樣的苦難中，是什麼樣的力量支撐她活下來，是什麼樣的力量使她在飢腸轆轆、疾病纏身時還能歌唱？」

莫言說，在飢餓的歲月裡，見到許多人因飢餓而喪失人格尊嚴，譬如為了得到一塊豆餅，一群孩子圍著村裡的糧食保管員學狗叫。「這情景被我父親看到眼裡。回家後，父親嚴厲地批評了我。爺爺也嚴厲地批評了我。爺爺對我說：嘴巴就是一個過道，無論是山珍海味，還是草根樹皮，吃到肚子裡都是一樣的，何必為了一塊豆餅而學狗叫呢？人應該有骨氣！他們的話，當時並不能說服我，因為我知道山珍海味和草根樹皮吃到肚子裡並不一樣！但我也感到了他們的話裡有一種尊嚴，這是人的尊嚴，也是人的風度。人，不能像狗一樣活著。」

長輩為他樹立榜樣

母親教育他，人要忍受苦難，不屈不撓地活下去；父親和爺爺教育他人要有尊嚴地活著。莫言說：「他們的教育，儘管我當時並不能很好地理解，但也使我獲得了一種面臨重大事件時做出判斷的價值標準。」

那段飢餓的歲月卻也讓他體會與洞察了所謂的人性，「我的小說裡，之所以有那麼多嚴酷的現實描寫和對人性的黑暗毫不留情的剖析，是與過去的生活經驗密不可分的。當然，在揭示社會黑暗和剖析人性殘忍時，我也沒有忘記人性中高貴的有尊嚴的一面，因為我的父母、祖父母和許多像他們一樣的人，為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小檔案

莫言，1955年2月17日出生於山東高密，原名管謨業， 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童年時期適逢農業集體化和大躍進運動期間，導致全國大饑荒，莫言曾在演講中指出，當年居住的村莊裡曾經一天餓死18人。

小學5年級，又因「文化大革命」輟學，但他靠著自學、自覺衝破極端困境，農忙時無書可看，喜愛閱讀的莫言連《新華字典》裡的生字都當作是精神食糧，之後靠著《中國通史簡編》這套書度過文革歲月。

1976年入伍從軍，被分配擔任圖書管理員，4年間遍覽圖書館裡1000多冊文學書籍。1981年5月，河北保定的文學雙月刊《蓮池》刊出他的小說《春夜雨霏霏》，正式走上文學創作之路。

1985年初，莫言於《中國作家》雜誌發表《透明的紅蘿蔔》一舉成名。1986年《人民文學》雜誌刊出他的中篇小說《紅高粱家族》在文壇引起轟動。隔年擔任電影《紅高粱》編劇，該片榮獲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2011年莫言以小說《蛙》榮獲茅盾文學獎，201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自小輟學的莫言，從未放棄進修機會，1986年他完成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學業，1991年獲北京師範大學魯迅文學院文藝學碩士學位。2008年獲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文學博士，2013年佛光大學也授與莫言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之後，他連獲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頒發榮譽文學博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