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慧開法師（佛光山寺副住持、南華大學使命副校長）

法官一句「有教化可能」的空口白話與睜眼瞎話，讓社會承受無盡嚴重的禍害

做為一個小老百姓，我不知道、也無法理解，法官大人所謂的「有教化可能」，究竟有什麼「法理」或「學理」上的確切根據？《六法全書》中，有專門針對惡性重大殺人犯「有教化可能」的法規條文嗎？我不知道，這要就教於法律與法學的專家學者們。

有關量刑的標準，根據《刑法》第五十七條，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一、犯罪之動機、目的。二、犯罪時所受之刺激。三、犯罪之手段。四、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犯罪行為人之品行。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七、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犯罪後之態度。

犯行如何「量刑」乃屬《刑法》第五十七條之問題，但《刑法》條文上並無明列「有教化可能」之規定。一般而言，只要在五十七條找得到依據者，例如該條第十款的「犯罪後之態度」，法官於科刑時不免就會從輕，所以在慘酷案件當中，即使在犯案時手段兇殘，但只要犯後態度良好，表示懺悔或與被害人和解者，法官通常都會認定犯人「具有教化之可能性」，而從輕量刑。至於「教化可能性」的具體依據究竟為何？多半是是法官個人片面的決定（認為犯人有悔悟之表現），有時會委託鑑定罪犯的精神狀態與認知是否正常。

總而言之，在《刑法》中「根本就沒有明文規定」有教化可能就不能判處死刑，至多只是作為量刑之參考，並無客觀之評判標準與程序。因此，法官連「殺父又殺母」以及「一次殺三個直系血親」的逆倫罪犯，也都以「有教化可能」而拒不判死，有嚴重恣意之嫌，徹底違反倫常，根本無法說服社會大眾。

我另外還有一重質疑，法官是教育理論或教學實務方面的專家嗎？不然如何能夠判定犯人「有教化可能」？此外，就邏輯思維來說，將「有教化可能」與「沒有教化可能」放在天秤上，是兩個對等的概念，法官為何獨挑「有教化可能」的一邊來講？就普通常識而言，我們從天秤兩端的高低或「百分比」來判斷「有可能」或「不可能」的「傾向」，至少要有六、七成以上的把握，我們才會傾向說「有可能」，如果低於三、四成的把握，我們會傾向說「不太可能」，如果介於四至六成之間，則會說「一半一半」，請問法官大人：您的「有教化可能」究竟是以上三類情況的哪一類？能否具體說明？

台灣的看守所在羈押殺人兇手時，都會要求罪犯對自己的犯行寫作文，而罪犯一定會把握這個機會在自己的「作文上」大肆「懺悔」一番，這種作文通常就被法官當作「有教化可能」的證據，各位讀者，您不覺得這非常好笑嗎？這簡直就是司法單位、法官和犯人在一起玩套招的遊戲，所謂「有教化可能」原來是這種自欺欺人的虛假道德把戲！

好了，我們再退一步說，就如法官所判定，犯人有比較高的教化可能性，那麼究竟由誰來負責教化的任務與工作？教化的具體內容與項目為何？又該如何進行教化的活動？最後又該由誰來評估及如何評估教化的成果與績效？以上這些都是攸關民眾福祉與社會安危的重大問題，請問法官大人：「您有認真思考過嗎？有給我們小老百姓任何負責任的交代嗎？」

針對重大刑案，法官在做出犯人「有教化可能」的判定時，本來就應該針對以上我所提的問題，先做慎密周詳的思考，司法單位也應該要有相關的教化配套措施。如果都沒有，我必須沉痛地說，法官的一句「有教化可能」，只是不負責任的「空口白話」與「睜眼瞎話」，卻讓整個社會承受無盡嚴重的禍害。（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