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瑞騰

一九七七年，我在遠流出版社初識黃春明。那時，他最重要，也是流傳最廣的三本小說集（《鑼》、《莎喲娜啦．再見》、《小寡婦》）已在遠景出版社出版（一九七四─一九七五），距離仙人掌出版社出版他今生第一本小說《兒子的大玩偶》（袖珍本，一九六九），時間不長。此其間，黃春明從事廣告，也拍紀錄片《芬芳寶島》，去美國愛荷華寫作班等，聲望正隆，應遠流王榮文之邀，和攝影家梁正居合作，正編製被遠流總經理李傳理稱為「遠流第一本以企畫編輯概念製作」的《我們的動物園》。

我去遠流，是原仙人掌雜誌社的許長仁介紹的。遠流的王榮文從李敖那裡買了一批書，他要我看看，想想有沒有轉化出版的可能，那時我在陽明山文化學院讀中文研究所，已歷經把圖書館當書房的歲月，接觸甚多古今圖書，認為遠流那一批書實在沒太大的價值；除看書外，王榮文也沒交代些什麼事務，我覺得很悶，大約經過三個月，我留了一封信就走人了。

可以這麼說，我在遠流，除領了幾個月兼職薪水外，沒什麼太大的收穫；但人生的得失怎麼說呢？我在那裡認識了黃春明，影響了我的一生。

對我和我的朋友來說，四十不到的黃春明是偶像級的大作家，那時的華岡，文風很盛，我和向陽、林文欽、林建助、劉克襄等十餘人，合組了大學文藝社，乃動念請黃春明上華岡演講，他也爽快答應。

為了這場演講，我可說做足功課，編製一份黃春明資料，寫了一篇〈迎黃春明上華岡〉刊於當天《華夏導報》〈四月二十七日〉，還下山去接他。演講當天，大恩館的學生活動中心大爆滿，我和向陽主持，黃春明侃侃而談小說和歌謠，重點在我們要有屬於自己鄉土的文學和音樂。他的感染力強，場面非常熱絡。最後留了一些對話時間，一位著軍訓服的女孩首先發問，一聽就知是熟讀黃春明小說的讀者；我請人傳紙條給她，請她會後留下一敘，沒想到這一留，就到如今。

她就是我妻錦郁，這一段相識相愛而發展成一個文學家庭的故事，三十幾年來，我們不知複習了多少回，但黃春明遲至一九九八年，我和一些文學友人陪他到北京開會途中，他才知道，他在無意中成了我們的媒人。

我送錦郁的第一份禮物是黃春明編的一本書：《鄉土組曲》，我在書上的題簽是「給錦郁學妹：不管有沒有人聽，唱總是要唱的」。她從小彈鋼琴，琴譜放在坐椅墊下，多少年來，《鄉土組曲》就和那些陪她長大的琴譜放在一起。

活動過後，我把演講精華寫成一篇〈黃春明說了些什麼〉投稿到《書評書目》，幸獲刊出（六月號，第五十期），那是我寫的有關黃春明的第一篇文章，距今已三十有八年了，彷如昨日。

在往後的歲月裡，我通過史料的掇拾與查考，深入台灣文學發展的諸多脈流；黃春明成了我時時關注的對象，我把他放在民族且鄉土的陣營裡，從上世紀的九○年代起，我用一篇篇論述文章，和他進行對話；在課堂上，向年輕的學子講述他的小說；也指導研究生，親近他，挖深織廣他的文學世界。

宜蘭將為黃春明辦一場大型的研討會，找我協助，我當它是我人生的要務，欣然全力以赴。